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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年轻干部成为不法分子的“潜力股”一说，也明显不妥。潜力股只是将来可能的一种结果。而且这种结果既可能是成为绩优股，也可能成为垃圾股。不法分子如果想要进行权钱交易，直接找握有实权的当权派即可，何必辛辛苦苦培养。
当然，年轻干部除了加强自身修养、廉洁自律外，也要慎重交友，警惕被不法分子利用。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拿年轻干部说事儿。年轻干部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主力军。这和说一些地方交通系统领导前腐后继，医药行业集体拿回扣等毕竟不能等同。对于年轻干部，应更加爱护、培养，而不是给他们扣一顶*多发的帽子。
纪委书记说话也需慎重。事实上，也有个别纪委书记台上反腐，台下*的案例。我们能说纪委书记已成为*高发的一个职务吗？要加强*主义学习，不要犯胡乱联系、以片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 想看书来
还有30％的领导干部没有接触网络
据10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领导干部上网，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坛一个新气象。近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一次调查问卷显示，在629名地方党政县处级以上领导中，的干部经常上网，的干部偶尔上网。近70％的干部有"；触网"；的经历。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纷纷上网，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网上的一言一行，为网友瞩目，也为世界瞩目。他们的“网力”——掌握和运用互联网推动工作的能力，也进入人们探讨的视线。
今天，网络已经无处不在。从生活到生产，从经济到政治、军事、文化，无时无刻离不开网络。网络时代，一名官员，哪怕是一名普通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网络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网络，“谁要是抛弃网络，谁就被网络抛弃，谁就会被现代文明抛弃”。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热衷于上网，这是一件为公众所乐见的好事，如报道所称，是“中国政坛一个新气象”。
从报道可以看出，居然还有30％左右的干部没有触网的经历。调查的对象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上网的硬件条件应该不是问题。那么，可以理解为30％左右的领导干部没有运用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工具。因为在笔者看来，会用电脑的人，又上上网条件的，而不上网的人是极少数。我们强调与时俱进，强调干部队伍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但是如果说，没有使用过计算机，没有上过网，恐怕就落伍于时代了，谈何领导能力和素质。同时，也表现出此类干部对待学习的态度。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一定程度上是没法开展工作的。想象不出，不懂得上网为何物的领导干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恐怕还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模式吧。 。。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
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说，日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因受贿、贪污，被成都市中院依法执行死刑。朱福忠原系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中国西部阳光城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 法院两审审理认定，被告人朱福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对朱福忠判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朱福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共计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非法占有单位公款万元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近年来，频发的各类贪污受贿案件，职务越来越高，标的越来越大。原以为，这类案件只有领导干部才可能发生，四川朱福忠作为一个镇的书记，是一个区区科级干部，区委常务级别也不过副处级，居然受贿千万，让人大跌眼镜。原来，*案件，不是因职务级别产生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手中握有的权力。
有人说，经济发达地区容易产生*，也有人说，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容易产生*。四川成都的一个区，既不能说发达，也不属落后地区，看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常说，权力是把双刃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用在朱书记身上恰如其分。
看来，反腐倡廉，除了要注意领导干部，也要紧盯那些握有实权的基层干部。同时，又想说一个老话题，贪污受贿1600多万元，我们的各级监督机构哪里去了，成都市以及龙泉驿区的纪委哪里去了？如果能及早发现苗头，睹塞漏洞，控制事态扩大，完全可以避免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也许还能使朱犯免受极刑。
少数人选人从少数人中选人
看了近期的两则新闻，内蒙古党委组织部 2008年8月28日决定对16名拟任厅局级干部和自治区直属企业领导人员进行公示，2008年10月22日 决定对17名拟任厅局级干部进行公示。这样的新闻隔一断时间就能看到，每年估计有四五批，也即全区每年公示提拔的厅局级干部有100余人，还有一些不公示的。
相比较，内蒙古自治区公开选拔副厅级每两年一次，2008年选拔的岗位14个，2006年、2004年每年都不过10来个人。而每次报名参考的人数都近千人。一方面，我们为公选干部成为常态叫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担忧，公选干部只是个形式，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少数领导干部从少数人中选定的。
我们不难从中推断出一个两难命题，如果公选干部这一形式好，为什么大量的干部还是直接任命而不经过公选；如果这一形式不好，为什么中央还提倡公选干部。
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利益的问题，即领导想提拔的人通过公选考试上下来。比如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的工作人员，肯定是要提拔的，但是并不一定都能通过考试。我们不能否认公选干部的科学性，只是公选干部扩大了用人视野，领导用人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公选干部的范围和数量就有了局限性。
我们常说，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中组部最近下文说要严惩买官卖官行为。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对领导干部的用*作一限制，这种*就不能够完全避免。最好的方式还是大面积推广公选干部考试，改变目前少数人选人、从少数人中选人的局限性。
房地产开发商的罪恶
近日，媒体报道，２００７年以来，重庆市陆续有８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落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陆续站上法庭被告席。
１、重庆渝中区副区长王政：４７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等职务，受贿９６６万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２、重庆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５０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委副书记，受贿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３年。
３、重庆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４１岁，曾任重庆市规划局建筑管理处联络员、重庆市规划局用地规划管理处处长，受贿７６万余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
４、重庆市侨联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４７岁，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委*部副部长，受贿５万元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２００８年３月４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半。
５、重庆九龙坡区区长黄云，４７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助理、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重庆大学城城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涉嫌受贿２３２万元。法院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６、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５７岁，曾任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市中区分局局长、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１７０万元。法院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２日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７、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５１岁，曾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涉嫌受贿１５８９万元。法院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２日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８、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４６岁，曾任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城市规划处处长。已进入侦查终结阶段，即将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在这一系列“窝案”中，权钱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充斥着官商勾结。一名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同时，开发商行贿的普遍性也让人吃惊，重庆市一些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卷入其中，不少是“重庆房地产５０强企业”，“送钱、送物、送女人”几乎成了房地产的“行规”。
以上，都是来源于新华网的消息。
重庆的行业*系列案件再次说明，开发商除了开发房地产，就是开发领导干部，成为*的制造者。开发商用的“糖衣炮弹”，不外乎是“金钱”＋“美女”。我们可以说，这些受贿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法纪观念淡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也可以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
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被这些开发商利用了。也正是这些开发商，通过行贿手段，通过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牟取了巨额的非法利益。有关部门在彻查这些领导干部的同时，往往对行贿者网开一面。老百姓们在对查处贪官拍手称快的同时，也往往忽略了行贿者的丑陋行为。
行贿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为了自己办事行贿和为了牟取不法暴利行贿是应该有所区别的。正如我们会同情为了救将饿死的母亲而盗窃的人，而痛恨那些为了挥霍浪费而盗窃的人一样。
也正是这些通过行贿牟取了不法利益的开发商们，在房市大涨时，雇用一些无良的文人甚至于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唱涨价正常论。
在房价略有下降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用老百姓们的血汗钱救房市，本质上是在救这些已经从政府和百姓手*取了巨额暴利的开发商们。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如此地害怕房价下跌，是不是担心赚钱少了的开发商们会说出一些不可示人的事情。
8位年富力强的重庆厅局级干部落马了，其他各地在“城建”和“交通”两个黑洞中落马的官员也都不在少数。我们在追究受贿者的责任的同时，为什么不能让非法牟取暴利的开发商们把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暴利吐出来，让其倾家荡产，或许这对于官员们也是一种爱护和保护。 。 想看书来
一把手不要成歪嘴和尚
近一个时期以来，按照上级的部署，单位轰轰烈烈地搞起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一方面要完成本职工作，另一方面要开展好活动，要求“两不误、两促进”，事实上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