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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后，牟作云迫切地感到，必须要证明中国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竞争。他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享有盛誉的清华大学当上了一名体育教师，并且与中国体育的泰斗人物马约翰的女儿成婚（因为担任中国奥委会领导的岳父，他把自己的篮球生涯的开始，追溯到了清朝末期）。牟作云担任了数年清华大学篮球队的教练。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篮球运动开展得最好的，是那些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工厂里组建的球队，一家叫回力橡胶的上海制鞋厂，开始雇佣运动员参加半职业联赛，以帮助他们打响自己的名气——顺便也可以为产品做广告。就像半个世纪后耐克签下姚明和王治郅一样，回力给那些最好的选手，包括一个叫王勇方（音译）的作风顽强的后卫，支付薪水并提供回力制造的鞋子和运动服。在半场休息时，一架飞机会向人群抛撒购买免费鞋子的优惠券，于是鞋子也卖得非常火爆。在牟作云眼中，篮球更多的是一条有启蒙作用的道路而不是赚钱的捷径。就像1939年在贫困中死去的奈史密斯，他对篮球运动之外的东西要求得很少。牟作云的岳父曾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YMCA的国际训练学校（后来改名为斯普林菲尔德大学）学习过，他通过自己的关系让牟作云得到一份奖学金，能去篮球的诞生地学习。牟作云1946年抵达美国的时候，奈史密斯已经去世很久了，但这个三十三岁的中国毕业生从美国最好的篮球战略大师那里学到了满腹的篮球智慧，他的老师包括前斯坦福大学教练约翰·波恩和肯塔基大学的传奇教练（也是美国奥运队教练）阿道夫·鲁普。“很幸运我有最好的老师，”他说，“他们给了我延续一生的思想。”
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3）
在牟作云整齐的公寓里，前厅隔出了一个小房间，那里放满了奖品和奖牌，从他早期的篮球生涯，一直到在新中国得到的更多的荣耀。他似乎对荣誉并不是很在乎。牟作云粗糙的手，把我们这些采访者的视线带过那些纪念品，转向桌子旁的书柜，转向一列已经破损的精装书，它们的书脊因为长年累月的翻阅已经开裂。“那是我的‘圣经’，”他的脸上带着怀念的笑容，“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
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其中有鲁普的《球员、教练和球迷的冠军篮球》、波恩的《篮球战术》，还有十几本其他的——全部都是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书里的信息可能已经有些过时，那是为球员速度缓慢，多数是白人，而且球员身高不超过1米8的时代设计的。但是这些书都是牟作云最珍爱的宝贝，因为它们象征着他很久以前在美国学到的一切——那是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篮球知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一样。
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1）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巧合之一：中国身材最高的运动员的命运，会由历史上身材最矮小的领导人之一来决定。那就是邓小平，一个没人敢因为他的身高而小看的人。这个出生于四川农村的革命家有着一颗坚强的心，以及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平凡的志向。
他更想要的，是把中国重新带回到她很久以前在世界上曾经占据的那种高度。
不过在一个能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领域，中国有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竞争，并打破那道陈旧的，害怕与世隔绝的壁垒，那就是体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被国际奥委会排斥在外，也不能参加任何一个体育项目的世界大赛。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改变了这一切。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对中国的回归表示了欢迎。1979年，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一年，中国成功地重回奥林匹克运动（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牟作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mittee——的荣誉会员）。以前被认为是中国在奥运会上唯一代表的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赛。为了向重新获得承认表示感谢，中国在一年后派出了一个象征性的、由二十八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但是之后，中国和美国一样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邓小平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国外得到尊敬和钦佩，在国内能形成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强国。
新的体育战略，瞄准的是那些金牌数庞大的体育项目，即使那些项目需要从零开始学起。于是一下子，年轻运动员开始投入到许多从国外传入的体育项目的训练中，比如游泳、举重、射击，甚至是皮划艇。许多水平还比较低的篮球新人，转行去了手球队，还有成千的体操选手转练跳水（还有的后来成了自由式滑雪运动员）。1980年，中国恢复开展拳击运动，这项运动因为过于野蛮曾经被禁止了很长时间，而恢复的原因就是拳击在奥运会上有四十八枚奖牌。
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有超过三亿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人构成的人才储备库，一种严格的督促运动员训练的体制。凭借这样的条件，中国体育工厂的培养网络迅速扩大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各地有超过三千二百所的体育院校，培养着将近五十万的年轻运动员。这些年轻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身上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坚定不移的品质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被当成获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让人瞩目的出自偏远地区的运动员，是一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牧羊人的儿子。他就是蒙古族的蒙克·巴特尔，九岁时已经长到了1米82。他本来没什么机会离开相对不富裕的草原地区，直到有一次当地镇长来到巴特尔所在的小学视察，把这个高个子的孩子错当成了老师，还表扬他带的班级表现非常好。误会澄清后，巴特尔立刻被召进了省体校打篮球。这个蒙古族的大个子——后来他长到了2米11，和姚明、王治郅一起在NBA打了几个赛季——刚到体校的时候只会说几句汉语。但对一个出身非常穷困的孩子来说，体校无疑是个不错的出路，至少衣食无忧了。
对像巴特尔这样长在农村的孩子，体校是脱离贫困的一张通行证，保证了他们头上有遮风避雨的屋顶，还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中国古老的文化一直是把“吃”放在社会交往的中心位置——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之间最为常见的问候方式还是“吃了吗”——食物成了驱使运动员刻苦训练的重要动力。优秀的运动员能得到额外的食品配给券。即使像姚明的父母，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生活在蒙古草原的巴特尔的家庭好得多，食物也成为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体校的因素之一。而在体育系统的最高层面，拥有出色成绩的运动员能过上以前难以想像的富裕生活，这是中国体育全新的明星体系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准备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国家曾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效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夺取金牌的运动员被许诺将会获得三千五百美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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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2）
这种给予优秀运动员的额外津贴，是对他们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所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的一点小小回报。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这是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团队项目世界冠军，当时几十万北京市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为共和国历史上这一光荣时刻宣泄着自己的激情。胜利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祖国在世界上崛起的自豪感，也多少有一些因为打败了外国对手而产生的得意——因为人们觉得这是对过去几十年所受的外国侵略的回击。
真正帮助中国重塑形象的国际性竞赛是奥运会。中国在离开三十二年后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地方，恰好是洛杉矶——五十二年前，中国就是在这里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1932年，国民党政府派来了一位赛跑选手；1984年，新中国派来了二百二十四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自豪地代表着祖国的十二亿人民。整个中国都对这次从孤立状态中走出充满着渴望，而且中国政府拒绝参与由前苏联带头的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证明了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彼特·尤伯罗斯，1984年奥运会的组委会主席，依然记得自己在午夜时，接到北京打来电话，得知中国将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自己如释重负的情形。“中国真的是挽救了奥运会，”尤伯罗斯说，“一旦中国向莫斯科说了不，那最终就只有六个国家参与了这场抵制。”
不过，在中国首次登上这场国际盛会的前夕，民族自豪感并不是唯一在中国大地上奔腾的情绪。害怕失利——也就是怕丢面子——的情绪几乎同样强烈。中国似乎永远徘徊于一种强烈的、充满干劲的乐观主义和由来已久的自卑情结中。1984年，当中国运动员启程前往西方世界的中心地带时，让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参加过夏季奥运会了，中国还没有赢得过任何颜色的一枚奖牌，安全也是人们最关心的。
不过没有什么能比他们最后在洛杉矶留下的印记更让这个原本信心不足的国家感到满意了：十五枚金牌（总共三十二枚奖牌），还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了热情的拥抱。开幕式上，当中国二百二十四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步入洛杉矶体育场的时候，许多美国人民自发地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前苏联等一些国家的缺席，确实使中国得到了赢取更多奖牌的机会。但是从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大赛第一天夺得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起，所有的一切——还有闪光的瞬间——就都是金色的。年轻的、有着柔软身体的中国跳水选手终结了北美人对这个项目三十六年的统治。中国的击剑运动员、举重运动员，还有跳高运动员都为金牌竭尽全力。而当备受喜爱的中国女排击败美国队赢得金牌时——通过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这场比赛，使从办公室到工厂的几乎整个中国都暂时停顿了下来——北京的上空燃放起了绚丽的烟花。在将近三十年的等待后，中国终于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让人敬畏的潜力。
这为奥运会上的光荣而燃放的烟火，与王维君的生活有着遥远的距离。这位五十八岁的老篮球教练，在2003年一个寒冷的、狂风呼啸的日子里，坐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边上的一块场地上，他身边飘落飞舞的枫叶，闪烁着这冬日里唯一的金色。王维君双手插在皮衣口袋里，严肃地看着一群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奔跑。这位老教练曾经是北京队的优秀选手，身高1米96的他是左撇子，因为自己的盖帽和中距离投篮，深受整整一代球迷的喜爱。自从1976年退役后，王维君一直留在中国庞大的体育系统里，被分配做基层工作。这些体育“传教士”们把这项工作视为一种荣誉，因为这是为祖国带来光荣的第一步，可是在这样比较低的层面，很容易会让人觉得自己只是体系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教练。王维君几乎把自己的半辈子时光花在了北京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