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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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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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问题如何解决?(2)
在面对求学失败和过早死亡有关的事实时,情形也是一样。否认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机制,就像大城市里的黑人很容易罹患高血压一样,教育工作者也有这样的需要——把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带着一颗心来到教室上课的饭盒。虽说通过另类观点明白一个事实,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它可以使教育观发生重大转变;但眼前的医疗事实将求学失败与过早死亡的高度可能连在一起,却让人深感不安。如果教师了解到,在教室和孩子们讲话的同时,他们也接触到了孩子们的心脏,情况将会如何?如果说话不再被视为“精神上的”,而是“心脏感受到的东西”,那么教室里的对话将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曾经断言,如果能把求学失败和所致的沟通型疾病,视为国民过早死亡的主因——如果有了医学的帮助,教育工作者能够把身体只是一部机器的过时观念推翻掉,那么美国的医疗开支将省下一半!如果老师都能认识到,学生在校的表现并不只是心智上的,对话和言谈也并非仅仅是出于心智,而是心脏感受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教育世界不但会整个颠倒过来,而且有助于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身体政治,让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自己兄弟的看守者。如此一来,美国的身体政治就能够再一次把它的“躯体”找回来。
  我相信没有一种观念,会比教育上接受一种名叫智商的“心智功能”,更能让数百万计的学生在不经意之间为之沮丧。这个概念原本是以利于他人为出发点,防止脑部受损或心智障碍的孩子在普通教室里遭到求学失败的创伤。但在20世纪和21世纪却主宰着教育界。
  “心智功能”和智商的概念以各种方式量化成形,大家心照不宣,却都把它们看做是学业表现好与不好的基本解释。人的对话被认为是心智,智商也被认为是心智。在教育的过程中,真诚对话的重要性就被视为无足轻重。柏拉图“对话”的理念被取而代之,一种新的教育哲学被现代教育奉为圭臬。在当前的教育模式里,他们要求一名孩子乖乖坐在椅子上不讲话,接受知识的灌输。个个政治人物都相信计算机和因特网将成为伟大的教育平台,仿佛人的接触本身和人际对话再也不重要了。
  因此现在的人全都以为,一个来自家庭沟通失调的5岁孩子,在学校里依然能够表现优异。世人没有看到的事实是,儿童未能明白言语是沟通和分享感情的工具,现在却被用来伤害、控制、羞辱和摧毁——大家却认为这个结果和教育毫不相干。
  许多教师几乎无法理解,教育的本质是沟通,也是孩子家庭生活的延伸。
  因此,一名孩子在最初五年因为语言而导致的寂寞,迅速化为求学的梦魇。一开始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被人爱和不能爱人。如果再增添一个信息和创伤——智不如人,问题就更加严重。这致命的一击,全美国的教师每天都在犯着。他们也是出于好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生命的权利、自由,能够获得幸福快乐。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创伤会在求学失败的十年到四十年之后在体内爆炸。将它命名为心脏病是种错误,应该说是心碎。
  这样的过程也没有阶级之分。因为很明显,即便是“上等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会遭到父母言语的荼毒。这些有钱人的小孩一样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贵族学校的教室受挫或遭到排斥。他们不仅会被人说成笨蛋,还会被贴上“独行侠”和“社会适应不良”的标签。有些孩子最后拿着霰弹枪、土制炸药和高杀伤力的自动步枪,病态地效仿那些为了建立自尊的滥杀无辜者。然而,大部分人却悄然隐遁,自愿充当社会放逐者,天年未到就含恨以终。
  这些问题也会引发恶性循环。在1999年美国心脏学会年会上有份报告说,即使社会经济背景相仿,母亲学历比较高的孩子的血压读数将比母亲学历较低者低。孩子虽然属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族群,但只要他的母亲学历好,他在压力底下血压的反应就会明显偏低。为了说明了这种跨越代际的现象,美国心脏学会引述维吉尼亚州立大学道恩·威尔森和温娣·克莱华两位博士的意见说:“母亲学历比较好的孩子会觉得,自己能够找母亲谈论生活中的压力事件。”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3)
还有一点:因为孩子的不信任而无法与孩子沟通的老师,在施教过程中也要付出心血系统的代价。因此,与问题孩子打交道的老师,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因为那些孩子不相信言语是用来与别人沟通的。
  当我们要求这些老师必须关爱受创严重的孩子,每天和最孤独的孩子沟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要求老师把自我给予别人。那可能是让人心力交瘁的经验,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虽说薪水待遇的提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医疗开支的角度看,多花点钱还是很值。
  增加人力可以将援手伸向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也可以伸向他们的父母。光是提高照顾问题严重孩子的教师薪水,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还可能演化成一种巧妙的教育资源滥用。孩子能够分辨出谁在真正关心自己。教书并不仅仅是职业而已,是一种事业,也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它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身体政治,影响全体民众的健康,以及所有社群的政治对话。
  一个新的教育观迟迟未能出现。身体的孤单寂寞被认为是各不相关——寂寞的心脏被认为不过是抽水的泵。一定要用新的教育观和医学观取而代之,真正的对话,包括传道授业的对话,都是心脏能够感受得到的。
  但愿学生和教师都能看到,当一个人开口讲话时,其体内的五脏六腑也跟着在变动。但愿他们能理解,人在对话时,有一兆个细胞在共同参与。这样一来,所有外在的差异——性别、种族和智商——将全部纳入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里,表明一场教育的对话,要比人在秋天明净的夜晚凝视着的银河系还要复杂。教育的对话已演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生存竞赛,使情形越发恶化。每一所学校都在较劲,看谁能把更多的学生送进哈佛大学。达尔文式的竞赛里,只要有赢家,就必定有输家。
  孩子的心灵是宝贵的,不要轻易将它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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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同样需要自己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所有的关系都免不了崩解。与他人结缘的最终代价,就是他们一旦健康遭到摧残,或死去,我们一定会尝到打击和痛苦。无人能够躲避那样的痛苦,每个人都不得不一再付出代价。
  就像潮汐的起落,人际关系和对话在一生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散,包括失去父母、丧偶、离婚、分居、亲友死去、子女离开家庭、邻居他迁或彼此失和、老朋友退休等等。幼儿期、青春期、中年、晚年——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失去有缘相聚的人。
  因此,培养人际关系的处方是一剂独特的补药。它一定会遭遇两难,部分原因在于:让人幸福美满的伴侣关系一旦失去,也可能严重危及健康。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人际纽带无可避免的崩解,还会更进一步地让寂寞主宰整个生命。许多人不惜把生命消耗在社交孤立中,或者让人际关系为之破裂。虽说婚姻失和、离婚和社交孤立久已有之,绝非一朝一夕之故,但谁都未能指出人际对话在归结到精神层面之前,该隐便已犯下了谋杀兄弟罪。
  再者,激烈的感情冲动造成太多人际关系的失和,这与人的信仰无关。有些人因为感情困扰,就是无法与他人共处。
  例如,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与同伴相处不好,是受他自身精神不正常的影响,和任何精妙的社交哲学毫不相关。不爱交际者的无所归属、自恋者的自我封闭,都不大可能仅仅因为“要爱他人”的劝诫而被动摇。对一个受感情困扰的人说,为了健康赶紧和人打交道,不啻是告诉他们往花岗岩射偏的子弹会正好打中他们。
  对许多独居者而言,最难过的是他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努力,却一再失败。许多为寂寞所苦的人觉得,为了找到伴侣,他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无数次失败养成的悲观心态,看不到其实别人同样非常需要自己,也看不到自己非常需要别人。
  对于托马斯·吴尔夫所描述的“寂寞深夜无语的守望者”,我们必须明白:那样的人还有好多。我们必须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明白并非只有自己寂寞着,自己也能建立情谊,而且需要友谊。
  这种两难使得本书主题的复杂性更为突显。疾病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疾病中熬过来也很复杂,体验人际关系、爱、寂寞、生和死等等,也同样地复杂。这些体验必须从个人和文化的层面来衡量,问题更是复杂。每个人的童年经验,与人对话的经验、疾病的历史、友谊与爱、婚姻、人际困境和所受过的打击,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健康而培养人际关系的准则,必须因这些独特的历程而更具针对性。与此同时,这些准则顺应所有人的社会生活背景。
  基于这些理由,如此重要的议题在这里就轻轻带过吧。因为现在已有许多谈论压力、焦虑、悲伤和沮丧的书,很容易找到。大部分图书将这种情感回溯到人际困境上面,而所有感受都与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的可能性升高有关。我不再重提临床资料,而将讨论限制在较为普通的社会背景上,即个人情感反应发生的背景。这并不表示焦虑、沮丧这样的情感反应不重要,而是我相信,对于因为人际关系破裂而遭受痛苦的人来说,那些信息和指导原则已经足够。
  前面提到,心理分析专家曾试图让心脏患者得到感情的宣泄。我再一次强调,我从未见过心脏病患者因谈论自己的过去,或渲泄对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愤怒或不满,而让病情得到改善。这种“宣泄”不但不能缓解病情,反而造成血压和心脏功能的剧烈反应,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大量增加的研究指出,支持色彩越多、越是以认知为基础的疗法,对患者越有帮助。虽然我认为理想的疗法应该包括在诊疗对谈时,对病人心跳反应的监测;不过已有十几个研究证实,医疗人员如果用分段控制的方法进行感情对话,帮助病人承受痛苦经验的话,可能降低病人心脏病复发的危险性。
  

我们彼此需要,彼此依靠(1)
大致说来,人类的孤单问题和治疗都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拿亚当来说,当他在伊甸园踽踽独行的时候,他并不觉得快乐。直到拥有了形貌与他相像的伴侣,情形才为之改观。在伊甸园的创造者决定“那人独居不好”之前,生命之书尚无法开始,耶和华就认为没有了伴侣,伊甸园是不完美的。
  在人类的历史里,这个看法早已被人接受。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精致的典礼、文化传统和宗教仪式的形成,都在为人们提供着接触和交友的机会——给那些寂寞的人和遭到打击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风俗传统为无数的人带来了安慰。虽然人类处理寂寞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社会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找到伴侣。
  17世纪,笛卡尔以他所谓的科学为基础,在客观性之上,英雄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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