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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前院传达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来同冠华结婚这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仍然没有后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假若当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后来的命运肯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经历后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说不定冠华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烈！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岁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今只留下这前院传达室是那无言的证人，证实着又一幕人间演绎着的为了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特别喜爱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进我家宽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冠华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欢玫瑰和月季。我们在北屋房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越高，爬满了我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冠华的书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书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获国际新闻奖。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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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三（2）
在冠华1982年癌症复发之后，他和我心里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时时可以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们这个家的无限深情。我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我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我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1982年底，冠华虽然以其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是短暂的抑制。这时候，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的四合院里去。我们都不说为什么要回去，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我们最后一段能够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51号院。冠华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们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们心上。
冠华一直在我们的四合院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年的９月２日，他开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时，我才陪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十九天后，他带着无限的未了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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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四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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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号楼（1）
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能站在这小窗外凭吊着这逝去的岁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我的目光此时转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户。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残酷年代中我仍然体验到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