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难忘的一号楼（2）
至今，我都相信，这一罐酸奶和两只鸡蛋促使我在绝境中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我面临的处境。它们使我相信并没有被孤立，并非所有人都视我为敌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细细的雨丝又开始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我环顾四周，在一号楼与主楼间的那块绿化地又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离开这个校园，将近二十个年头快要过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而这里的景色竟如同我离开它的时候一个样。回想1953年走进外国语学院时，我刚满十八岁！我们一群年轻人怀着对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对未来事业蔚蓝色的期望，进入了这所学校，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无情岁月流逝了。当年的这批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在生活的轨迹上留下了道道伤痕和点点滴滴的泪水。这一号楼中当年的主人大概一个都不在里面了。有些朋友终于成为外语教学界的台柱；也有一些由于种种的原因，飘洋过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几年前，我去美国，抽空到吴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兰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和吴千之是舞台上的搭档。我们在外国语学院英语话剧的舞台上曾经有过一时的辉煌。我们演出过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我们还大胆地演出过莎士比亚的全本《奥赛罗》，吴千之饰奥赛罗，我饰戴丝塔蒙娜。千之是极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在语音教学上造诣很深。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他毁掉。我从未问过他为何留在异国他乡，但我想大概是伤痕太深，他不愿再去触及吧！几年前，我曾认认真真地想把当年的这两个剧本选些片断，由原班人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轻时代美好的梦，我总不愿忘却，我总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会儿，也可以使受伤的心灵略有安慰。可惜这个梦难以得圆。如今，不仅是当时的演员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令人眷恋，也令人悲伤的人世间。我注视着一号楼的大门，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我们当初三三两两、进进出出这个大门的繁荣景象，耳边又响起了当时英语系众多青年教师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可是这情景是再也无法重现了。我无力拉住历史，更无力让时光倒流。
我想起我们的同学、同事吴璞。她也住在一号楼一层，她死得好惨！算起来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两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后，上面派来了海军军宣队和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工宣队。这真是最最荒唐岁月的荒唐事。这些军人和工人对于高等教育一无所知，可是他们一进驻学校就主宰了学校的生杀大权。他们发号施令，进校不久就公开表态支持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难。而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冲击来得更深刻。我被半隔离在学生的宿舍里，“交代”所谓的“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帽子比“黑帮爪牙”要严重得多。“里通外国”是要坐牢的！当时，吴千之也是“里通外国”罪。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运比我更甚一级，他们被全面隔离了。大约关了三个月吧，军宣队、工宣队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谓的“揭发交代”材料之后，把他们逐个放出来了。就在吴璞被解除隔离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了她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后回学校时，她没有进学校的大门，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运河。那是初冬的时节。吴璞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冰冷的运河里！
吴璞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很有名气的师大女附中。我记得她入学不久就入了党，开始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吴璞属于很“正统”的党员学生干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但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干部逼进了死神的怀抱。
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夜晚来得早，大约八点多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的队伍中叫走了几个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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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号楼（3）
回到学生的宿舍楼里，见到有些学生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见到我都不说话了。第二天，我仍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宿舍楼。一直到这天晚饭前，突然之间，楼内贴满了新的大字报，指责吴璞“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在大字报前惊呆了，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十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那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人性泯灭的年代？！
多年后，我听说了当时的经过。吴璞死得好惨！据说，她是举着《毛主席语录》那本小红书跳下那结着薄薄浮冰的运河的。周围的农民发现她时，那小红书还在她身旁。第二天，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帮人，押着吴璞的丈夫——他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竟然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还开了一个对她的最后的批斗会。寒风凛冽，可怜的吴璞躺在一张破席上，裹在一身冻成冰的棉衣里，还要经受这一场她已不能作任何反应的屈辱。而对于她的丈夫，这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刻骨的悲愤，但却还要对着自己挚爱的亲人，喊着那违背自己良知的口号！批斗之后，他们用一辆卡车把吴璞拉去火化了，连骨灰都没有保留！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她的“罪名”竟然是“反党反人民”，而她的档案历史材料，我相信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了。小学——中学——大学——留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仅此而已！她怎么最后就变成了“反党反人民”了呢？！当然，这一切在若干年后都被纠正了。然而，在此之前的长长的十年中，吴璞之死始终是压在她的亲人和她的朋友们心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最近，我突然又想起吴璞。那是由于我参加了我们班上另一个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那也是一个悲痛的时刻。我和她当时也是同一教室、同一宿舍的好友。不过，她的告别仪式安排得很好，八宝山宽敞的大厅里，有缓缓流出的哀乐，有亲友的哀思。她静卧在鲜花绿叶之中，应该是带着欣慰离去吧！走出告别室，我轻轻抹去眼角的泪水，仰望蓝天，叹惜这人生苦短。此时，不知怎么，吴璞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这世界欠她的实在太多了！
一号楼已在身后，我的脚步已把我带得离一号楼越来越远。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在把我们带向未来，那不可知的未来，而留在身后的是那永远也不可能再重复的昨天和前天。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离死别，我们的荣耀与屈辱都随着我们自己的脚步被留在了身后的昨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更多的欢乐与悲哀留在我们自己的脚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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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夜（1）
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不过想的是我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唯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这幻想的破灭，这多灾多难的艰难人生似乎都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