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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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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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公费留学生手中有属于自己的美元,胸前挂着买来的高级照相机,开着汽车,个个神气十足,使我这样的自费生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知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还是出于美国社会提倡的自立精神,我心中开始盘算起来。那时我来美国已有九个月,在语言学校毕业后,又在凯斯大学生物系修了两门课,有了这一点基础,我想应当可以去寻找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然而医学院所属的各个实验室,充斥着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唯有听说附近的克利夫兰临床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医院,在世界上也颇具盛名。沙特王子曾在这里动过心脏手术,并向这家医院捐赠了大笔的研究基金,使医院有能力向全世界招募最优秀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去碰碰运气。
  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计划,先从各实验室索取老板发表的论文,关起门来仔细阅读,然后向老板们打电话,约好会见时间。我从一位台湾学生那里得到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即绝对不能谦虚!否则老美会以为你真的不行。美国人不注重礼节,讲话时很随便,跷着二郎腿。听说台湾朋友中有一位公认的谈判高手,在和美国人谈话时,竟潇洒到把双脚架在桌子上,但美国人却常常买他的账。
  出于这种经验,我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十二分自信,走进老板们的办公室。在与老板们谈话时,无论他说的英语我是否能听得懂,都不时点头。当他说到关键之处。我也装作很内行的样子,插问几句,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我的这种谈话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们即使没有经费雇用我,也往往把我介绍给别的老板。最后终于有一位貌美的女老板雇用了我,只是她内疚地对我说:“因经费有限,每年的工资只有7000美元,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
  说句实话,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因为这份工资比起当时国内的工资已高出了上百倍,我那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脸上并没有喜形于色的表露,只是镇静地说:“噢,我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研究课题很感兴趣。”
  当我签好合同,从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出来,便一头钻进超级市场,我买了一大堆平时奢望而不敢问津的食品。我再也不用为节约每一美元而精打细算了。这一天是我在美国取得自立的转折点,每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一定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就学会了开车,并且取得了驾照。但我们那时并不会像现在的中国人,一取得驾照就马上买一辆新车。那一代的留学生都是从买二手车开始的,车子价格不等,而我则是选择最便宜的二手车。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只花50美元就买到了一辆二手汽车。这是一辆米黄色的六缸车,还是美国名牌庞蒂克。这辆车的闸不是太灵,原来的主人在一个雨天开车时,因为路滑没有收住“脚”,结果追了尾,车的左前面被撞坏,车灯碰碎,成了“独眼龙”。他认为这是辆十年的旧车不值一修,准备以几十美金送到废品站。而我却捡了这个“便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10)
当我第一次打开车门坐在车里,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异样的激动。我终于有了一辆自己的车,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也算属于“有车阶层”了。看着这辆车,就有一种满足感,它除了瞎一只眼,其他都是完好的。我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我的身子挡住了那只“瞎眼”,庄重地拍了一张照。在我看来,这辆车在我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有点闲,没有找到全天的工作,有时在学校里教中医,有时在诊所里做点咨询工作,而更多的时间是闲在家里。于是想到我是否也应该像许多来美国的中国人那样,从打工开始,补上 “洋插队”这一课,否则也枉来美国一趟。
  那时我的太太已来到美国,为了多攒点儿钱,她常常出去打工。记得有一次太太一下子找到两个工作,一份是中国餐馆的厨师,一份是中国宾馆的房间打扫工。她选择了前者,又觉得丢弃后者可惜,于是希望我能顶替这份工作。
  我驱车来到了中国宾馆,找到了领班,说明来意,领班竟一口答应。然而,这时宾馆的老板娘走出来,听说我要顶替妻子打工,立刻叫住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凭着她多年的社会经验,大概一眼就看出我是属于那种笨手笨脚的男人,于是阴阳怪气地对我说:“谢先生,这份工作恐怕不适合你做吧。”就这样,老板娘的一句话,判定了我和这份工作无缘,结果还没干,就被“炒了鱿鱼”。
  回到家中,将情形告诉太太,她先是捧腹大笑,然后开始数落我,一个大活男人竟找不到一份体力活。我心中自然不服气,于是想起了一位韩国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回答很干脆,要找打工的活儿有的是,他手中现在就有,给失修的走廊刷油漆,每小时6美元。我立刻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骄傲地告诉了我的太太。
  第二天,我和太太先把要刷的墙和房顶洗净擦干,然后地上铺满报纸,将油漆倒在一个大盆里,用油磙子蘸匀油漆,然后依次在墙上滚,和我在国内看到用刷子刷油漆相比,这种干法不仅快而且轻松。
  但在油房顶时则遇到了麻烦,我爬上梯子,感到两只脚在抖,抬起头更觉阵阵头晕,或许我有恐高症吧。亏得太太能干,她卷起袖子,轻快地爬上梯子,举起双手,像个合格的壮工,熟练地舞动起油磙子,眼看着房顶的进度在一尺一尺的前进,我则拼命刷着两旁的墙,这种互补的分工,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第二天醒来,我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酸疼。太太最感头疼的是那油滴常常从房顶上落下来,掉在衣服或头发上,所以今天她全身披挂,头顶一个大草帽,双脚稳稳地蹬在梯子上,挥动着一根长长的油磙子,干起活来颇有侠女的气势,结果吸引很多外国人的眼球。我看见一个美国小男孩,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襟说:“Look! That lady so cool!”(瞧!那女人真酷!)
  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穿了一身破旧的牛仔衣裤,加上几天没刮胡子,当我有力地推那油磙子时,感到自己很爷们儿,颇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结果引来了一位穿花衣服的美国男人,他对我十分热情,给我送水递毛巾。后来发现他从不理睬我的夫人,却频频向我献媚,才警觉到他可能是个“gay”(同性恋者)。
  毕竟我们都有过“土插队”的经历,所以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油完了整个一条走廊,韩国朋友验完活后,非常满意,当即给我们开了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
  在美国的故事讲不完,虽然我有过很多的成功,但我最不能忘怀的依然是奋斗的过程。很多人以为,到了美国就是到了天堂,其实是完全的错误。在美国,要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支付昂贵的学费,承受紧张的工作竞争压力,没有奋斗的拼搏精神是很难站住脚的。在美国,我只待了几年,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不仅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艰辛,我喜欢把自己这段生活称之为“洋插队”,与我的“土插队”相比,虽然生活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同样需要付出,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当然,也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生活的快乐。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两段生活正好折射了我们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活得很累,但只要我们能不懈的努力,把握自己,我们依然能快乐的生活。我们的国家经历过灾难,我们的共和国走过很多弯路,但我们毕竟从荆棘和泥潭中走了出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1)
嘹亮的早晨
  ……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
  桂兴华
  作者简介:桂兴华,男,1948年生于上海。1991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视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浦东新区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编剧,现在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剧本征集办公室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出版了《新年酒吧》《红豆咖啡厅》《美人泉》《长长的街》等,并主编了《散文诗的新生代》。1993年开始又创作了一系列题材重大的政治抒情长诗。代表作有:《跨世纪的毛泽东》《*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张江抒怀》《又一次起航……写给终身学习的人们》等。2006年汇编成《激情大时代》。2008年出版《城市的心跳》。
  没有信仰的生命只会令世人嘲笑。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多么渺小。来到这个世界,怕就怕没有树起理想的航标!我们是一片不沉的热土,人生的每一个脚印,都在写着实验报告!看就看我们翔实的初稿,是不是在认真起草?
  岁月的脸有千万个侧面,每一张剪影都令我刻骨铭心。 我多么想,多么想把一页页日历串成世上最大的花环,送给我亲爱的祖国。特别有神的每一天都像争先恐后的花,每一朵都盛开着特殊的梦境。此刻啊此刻,我才摄出了季节中的季节和共同的背景,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一个美妙的组合啊,才有了无数不知名的生动,才醉了越来越丰盈的记忆,才绽放出30年来越来越难忘的早晨……
  一
  我们这代人,并不是踱步在黄昏,而是昂首在嘹亮的早晨!
  我的诗歌,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路一步步走来。我之所以在1996年能写出“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多少年了多少年一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全靠他啊第一个顶着漫天的暴风雪,挖出了这颗种子里的种子,并把它撒向应该开花的所有领域!他这个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钳工,依然用自己一套精湛的工艺来修理正在危急的国家机器”这样的诗句,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老三届”,是一个下乡十年的知青。
  我们这一代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是随血液一起流动的。我们的确很有事业心,但这一颗心,绝不会离开时代的主动脉。
  回想起1979年底,我从安徽定远县回到上海。文学的曙光终于露出了笑脸。《安徽文学》已经将我列入由公刘、刘祖慈先生策划的“全国新人30家”,又发表了我一组诗作《第一个早晨》,同期亮相的还有梁小斌、陈所巨、周志友等工人、农民。感谢《安徽文学》诗歌组长刘祖慈给我写了一封信,将我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她像个知青,在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黄浦区文化馆正在把十几个业余诗歌作者组织起来,诗友们都来自基层。我听后十分高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下乡十年的知青经历拖在我疲惫不堪的身后,一个蔬菜公司职校的语文教师,穿过南京路一排排熟悉的橱窗,来与陌生的上海诗友们交流。
  那时候,我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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