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将军、李伦将军都很熟悉，《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版后，我很快买到一本。李伦请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在这本书上盖了李克农的印章，于1997年7月12日赠给我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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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1）
1997年11月8日深夜，当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9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90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欷。
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伍修权的生平。其中说道：“1975年4月，伍修权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伍修权同志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我们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时，慷慨陈词，既严厉驳斥了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又痛斥了美国对我国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外交，都把他的发言作为范文朗读。
我在60年代初次见到伍修权，亲耳聆听他的报告，我开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禀持正义、慷慨陈词外，还应该包括许多智慧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专门找我谈话，原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想调我去当秘书。“我是征求你的意见，但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中央领导的意思，实际上你必须服从。”伍修权开门见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够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光荣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愿之处，因为在联邦德国，我工作顺利，专业对口，不忍舍弃。我把这种心情向伍修权作了简短汇报。
我的话音刚落，伍修权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么，你说怎么办？”伍修权问，目光和善地注视着我。
作为分管我们这项工作的总参领导，能够在一个人事调动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使我很受感动，既感动于他对我的器重，又感动于他对我的信任。我说：“首长，请让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这儿的工作交接了，我马上去中央领导那儿报到。”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想缓几天看看情况，同时也调整一下心态，为未来新的工作岗位作些准备。
伍修权最后说：“请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不顺利，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是颗定心丸，我放心了。
这个工作调动计划几天后有了变化。调我当秘书的那位中央领导由于身体原因，工作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不再需要我了。这样，我就安心地继续做我熟悉并且喜爱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联邦德国，我还当着伍修权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2）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
毛主席说他能“顶几个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有三位卓越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获取了大量情报，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前三杰”。他们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解放战争中，又有三位杰出的情报人员，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后三杰”。“后三杰”指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后三杰”工作的是罗青长。
2005年9月13日，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熊向晖的遗体告别仪式，适逢陈忠经和罗青长也来追悼，我请陈忠经和罗青长在熊向晖的讣告上签了名，留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4月，享年86岁。
我第一次见到熊向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王震同志从英国出访归来，途经瑞士，让我去汇报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问题。在瑞士，我见到了王震，和王震一起听取我的汇报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长者，王震介绍说：“这是熊向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党组书记。”
对我来说，熊向晖的名字如雷贯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人员。建国以后，他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1954年随周恩来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年随陈毅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2…1967年任英国代办，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并于1972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这些活动，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
“熊向晖同志还曾经是你的领导呢！”王震说。
对于这一点，我当然非常清楚。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总参二部副部长。我当时恰好也在国内，只不过一直无缘与他直接接触。
这次见面之后，我又有10多年没有见到熊向晖。再见面时，他已经离休。在这样那样的活动中，我多次见过他，每次我都热情地与他握手，表达钦敬之情。1995年底，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我又遇到熊向晖，听说他刚出版了《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我就提出要一本签名本。1995年12月22日，熊向晖把他的签名书寄给了我。
熊向晖是我党早期地下工作者，1937年底他作为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到胡宗南部“服务”。其实，当时他已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胡宗南部，是周恩来在“下闲棋，布冷子”。两年半后，随着胡宗南逐渐由抗日转向###，这局闲棋、这枚冷子的作用逐渐突显。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进攻陕北，熊向晖及时获悉情报并报告中央。中央机智地部署朱德给胡宗南发电报予以质问，迫使胡宗南不得不偃兵止戈。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再次成为###先锋，发动大军进攻延安。胡宗南的这些行动，都被熊向晖事先报告中央，中央果断决定撤出延安，巧妙与之周旋，结果胡宗南的部队几次与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擦肩而过，始终没有伤及党中央分毫。当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观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只能苦恼地哈哈大笑。对于熊向晖的特殊贡献，毛主席曾经评论说他“顶几个师”。
2007年底，我又买到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史出版社，2006年3月）。由于熊向晖已经辞世，我便委托秘书找到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请她在书上加盖了熊向晖的印章。熊蕾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她还把她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吉姆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签名赠我。
增订新版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封面上是一张熊向晖年轻时手持转轮手枪英姿勃勃的肖像。拍照片的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熊向晖将这张照片赠给妻子谌筱华。谌筱华一直将它珍藏在随身的皮夹子里，直到去世。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外交十记》（1）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的《外交十记》
2003年10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赴美访问。我是随行人员之一。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了曹刚川；曹刚川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等美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中国的国防政策”的演讲。
11月2日，送走曹刚川后，我又立即转机飞往得克萨斯州，因为我要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这项活动的美方发起人是美国前总统布什，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
这项活动是中美建交以来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民间研讨会，主题是“中美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方成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杨洁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中石油副总裁郑虎等，美方成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贝克、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驻华大使普里赫和尚慕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联邦快递公司执行副总裁达克等。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老布什主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其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钱其琛的发言题为“共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他指出，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巨轮航行在大海上，不断遇到风浪的袭击，却始终驶向前方。只要坚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