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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可以看出，这个报告除了将“秋林经济”改为更为通俗易懂的“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外，全面采用了马洪的分析。同年10月，这五种经济成分被写入建国“共同纲领”。
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马洪调任计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参与了“一五”计划的总体设计，成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他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加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条例草案又被称为“工业七十条”。虽然在“文革”中，马洪和“工业七十条”同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有报道说，邓小平“文革”后曾告诉薄一波，他看到毛主席直到生命垂危，还把一本“工业七十条”摆在枕边。
在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同时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时，马洪获奖的一条理由是，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
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
马洪很快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论点。1988年，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崭新的开创性的事业。为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总书记责成马洪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10余年来的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总书记亲自为之作了序。这本书出版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没有见过马洪，我收藏的《马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也只盖了马洪的藏书章，但翻阅这本集中了马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性作品的文集，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权威、广博、笃实之处。这本书也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理论，还包括企业管理、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社会科学研究等，是对马洪研究领域的比较全面的展示。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计划与市场烈火的锤炼
我在参加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认识了刘国光。他的形象很有特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
刘国光生于1923年，有人评论说他是承前启后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既深刻地研究过计划经济，又深刻地介入了市场经济。对于这样的学术历程，刘国光有自己的描述方式。他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和实践反复的锤炼。在《刘国光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前言中，刘国光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中国经济的两种模式转换——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实际上，这两种模式的转换，既是刘国光面临的学术问题，也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
1985年11月4日，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略地论述了两种模式转换的内涵。他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
刘国光认为，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计划与市场结合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新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机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
对双重模式转换的研究，也是刘国光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原因之一。党的十四大后，他还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无论是双重模式转换还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刘国光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我收藏的这本《刘国光自选集》是曾任我国驻伊拉克武官助理的李天天赠送我的。李天天的母亲曾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与刘国光熟悉。我就是通过李天天的母亲，得到了刘国光的签名书。
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
1994年10月25日，在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之际，刘国光以后学的身份，向薛暮桥致敬，同时向薛暮桥致敬的还有当时远在美国斯坦福的吴敬琏。吴敬琏在致敬信中提到，早在1959年准备###召开的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的时候，吴敬琏就曾是薛暮桥的助手。1984年以后，吴敬琏又曾与薛暮桥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从吴敬琏致敬信的恳切言辞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老一辈不同年龄经济学人的集体向心力。
对于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吴敬琏说：“我把这一奖励看做对我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作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表彰。”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岁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吴敬琏还说，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的阻力还很大，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并不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吴敬琏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暮桥带领刘国光和吴敬琏与主张计划经济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
今天，说起吴敬琏，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他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我国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的诸多贡献。例如，在我国推动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他对比较制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他为主提出的“整体改革”的主张；他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规划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与企业管理研究；他对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要性的研究；他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诸多建议，等等。可以说，吴敬琏以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2003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经济学年会上，吴敬琏提交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的论文，并以此题作主题演讲。他说，我深深地为中国这20多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经济学界的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史，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篇论文后来被刊登在《经济研究》2004年第二期上。2005年，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经改历程”的图书，其中就包括一册吴敬琏的文集。吴敬琏将这篇论文作为压轴之作，放入文集。文集取名《改革的轨迹》。2005年10月，我得到了吴敬琏签名的《改革的轨迹》。
我本人和吴敬琏最近一次见面，是2007年2月8日。那天下午，我应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邀请，就“当前国际政治外交形势”给委员会的专家们作报告。同时受邀的还有吴敬琏，他的报告内容是关于我国的经济问题。吴敬琏本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可惜的是，由于我的日程安排较紧，那天作完报告就匆匆离去，没有来得及聆听吴敬琏的报告，对此我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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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大树，根深叶茂
文化艺术在人文艺大树，根深叶茂：八位艺术家的签名书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人们常说，生活中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美的发现。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是专门从事美的发现的劳动者。他们像蜜蜂一样，倾尽心血，发现美，创造美，不是为了独享独占，而是要把美的发现传播给更多人，让美的享受得到更多人的分享。因此，在创造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杰出人士中，文化艺术大师理所应当得到我们崇高的敬意。
雍容启功、遒劲李铎、工整刘炳森（1）
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老人们常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过去，字写得不好，往往会被人小瞧。今天，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叹息，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很多青少年将过去练习书法的时间消耗在计算机键盘上了，以至于产生了整个社会书法水平下降的危险。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书法的重视。
然而，非常遗憾，我不能不坦白，我没有很好地练过书法。而且，我也没有像一些人那样热衷于收藏书画作品。有些书画作品相当昂贵，我是做领导工作的，还是主动避之为佳。
虽然如此，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我和书法家的交往。虽然我不收藏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但他们出版的著作，还是在我的收藏之列的。其中启功的《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李铎书〈孙子兵法〉碑拓全集》（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关山月、黄知秋、刘炳森诗书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都很珍贵。
《启功韵语》是老将军李永悌1995年2月4日代我请启功签的名。说到启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刚正、挺拔、险峻”的“启功体”书法。但实际上，他还是卓有成就的画家、诗人、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启功韵语》收录的就是启功的部分诗词作品。
像许多人的古体诗词一样，启功的诗词也以写景状物、酬唱应和为主。他的诗自有特点，可以说是幽默诙谐，乐观豁达，别具一格。仅从诗题就可看出一二。例如，有一首诗，题为“年来肥而喜睡，朋友见嘲，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