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廖昌永经常演唱的那首歌《老师，我总是想起你》：“想起了你，想起你亲切的面容，想起你和蔼的话语，啊！从心里默默地向你敬意，向你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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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界泰斗张天福
种茶、知茶、品茶，是不是一门艺术？我认为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茶可不是一般的饮品，中国人爱茶之情很深，早已将饮茶之道上升为艺术的境界。
2007年春节刚过，我和我的家人乘火车，从厦门来到武夷山。车行一整夜，几乎都在山中穿行，人称福建七山二水一分田，此言信然。而武夷山更是以山水著称，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武夷山的自然风光独树一帜，尤其以“丹霞地貌”著称于世。九曲溪沿岸的奇峰和峭壁，映衬着清澈的河水，构成一幅奇妙秀美的杰出景观。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九曲溪。坐在竹筏之上，漂流于水秀山清之间，令人心旷神怡。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西部茂密的森林之中，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山岩深切，水势萦回。据导游说，九曲溪两岸分布着36座奇峰、99块秀岩，尤其是满山满岩满谷满壑都长着翠绿葱茏的植被，人称“石头上长树”，风景奇美，让人目眩神移。武夷山的“石头上长树”可不得了，因为举世闻名的武夷山岩茶，就采自于石头上长的树。
武夷山岩茶，又被人们称为乌龙茶，就产自武夷山的岩隙之间。这里湿度大，岩质疏松，且富含有机物和矿物质，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据说，最好的岩茶，都生产在岩凹、石隙、石缝等天然形成的“盆钵”里。而著名的“大红袍”母树，生长于天心岩九龙窠岩壁间，目前仅有6棵，所产茶叶，是公认的岩茶之冠，近几年已经限制采叶制茶。
这次武夷之行，我还得到了一个关于茶叶的有趣知识。原来，茶叶可根据是否发酵，分为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等种类，而绿茶是不发酵的，红茶是半发酵的，普洱茶是全发酵的。茶叶经过发酵，对胃刺激小，有助于消化。过去我不喝茶，近来我也喝一些普洱茶，不是因为追求时髦，主要还是由于胃的关系。根据发酵的程度，茶叶的英语译法也有不同，像绿茶，就被译成Green tea，而红茶被译成black tea，至于普洱茶，发酵程度超过红茶，比black还black，称作黑茶，该怎么译呢？译成dark tea。
谈到这些知识时，一个老人的名字常常被介绍者挂在嘴边。这位名叫张天福的老人，被介绍者称为“茶界泰斗”，甚至“当代茶圣”，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所列当代十大茶叶专家中唯一健在者。我了解到，出生于1910年的张天福老人，在种茶、品茶、评茶、传播茶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堪称大师。他参加评茶活动，必带电子秤、茶具、秒表、笔等工具，一丝不苟。而一些重大评茶活动，或者在评茶活动中遇到难题了，都会请他一锤定音。据说，在他的家里，有一个柜子，内藏近年来全国各地120多种茶王样品，其中就包括由他主拍的500克60万元的铁观音茶王。
我对张天福老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没有时间专程拜访，我便托人向他索取签名书。春节之后，我回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签名本的《茶界泰斗张天福画传》（林光华编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中国最“富有”的画家侯一民夫妇
张子扬是中央电视台著名制片人，曾导演过多台春节及元旦文艺晚会并获奖，曾8次赴西藏并拍摄过有关西藏的纪录片，曾组织创办过《人与自然》、《环球》、《正大综艺》等广受欢迎的栏目，同时他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学者，出版过多种研究专著、报告文学、散文集、诗集等。陈列在我书架上的张子扬签名书不下于10本，真可谓是多产作家了。
有一天，张子扬对我说：“熊将军，我要请你去见一对夫妇，他们是奇人，是真正的隐士，也是我们国家最‘富有’的人。”
对于奇人，谁不感兴趣呢？我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2002年6月22日，我们踏上了行程。汽车驶出北京城区，一直向西，过了石景山区，进入门头沟区，车在山谷间迤逦前进，翠绿的山林扑面而来，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让我们的呼吸更加舒畅，很快，我们来到了戒台寺、潭柘寺景区。在北京，谁都知道“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因为潭柘寺始建于1700年前的晋代，远远早于将幽州当成南京的辽代，也早于定都北京的元代。而且，潭柘寺也只是民间的称呼，因为潭柘寺山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其正式名称“岫云寺”反而很少为人所知了。正因为如此，一到戒台寺、潭柘寺景区，就仿佛使人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心情变得安宁清静。
我们没到潭柘寺。在戒台寺附近，我们的车拐进一处幽静的庭院。住在这里的，是一对为人淡泊、与世无争、返璞归真的高雅的夫妇。
他们就是我国著名画家侯一民、邓澍夫妇。
这处幽静的庭院，既是他们的生活之处，又是他们的创作之处。在这里，他们过着田园诗一般的乡间生活。侯一民种地，地里长满了青翠欲滴的蔬菜；邓澍养殖，只要她一呼唤，她养殖的孔雀就会翩翩而来等待喂食。同时，在这里，他们继续着自己的艺术家生活，大部分房屋都陈列着他们的作品，有素描，有油画。另外，侯一民还烧制陶器，当然，陶器的造型图案，也都充满了艺术情趣。
开饭了。是典型的无污染的农家饭，吃土菜，卷饼子，喝玉米粥。边吃边聊，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们从1958年起，参与了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总体设计，创作了16种票型上的人物与风景绘画20件。当然，“富有”不“富有”的，这是个玩笑话，单从传播的角度看，凭借这两套人民币的印刷量和广泛流通的时间、空间，他们的绘画作品在国内流传最广，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谈话中，我还知道，侯一民和邓澍都是河北高阳人。16岁的时候，侯一民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科（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后来跟随徐悲鸿、吴作人等名师学油画。18岁时，他成为国立北平艺专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还曾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追捕，幸亏他比较机警，巧妙地躲开了。
我请侯一民在《侯一民素描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上为我签了名。侯一民是一位全能型艺术家。油画、国画、壁画、陶艺、雕塑，甚至考古鉴定，他都很擅长。而素描更是他的一绝。至今，他还珍藏着当年设计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时的大量素描稿。
谈兴浓时，时间就过得快。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分手之时，我与这对艺术家夫妇相期再会。
果然，2002年8月31日，我和侯一民夫妇又见面了。这一天，通过我的同事曹彭龄的介绍，我出面宴请埃及亚非团结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人黑白先生及其夫人图玛德，请侯一民、邓澍夫妇作陪。
“抟抟泥”的紫砂陶艺大师徐氏兄弟
往往，越是技艺超群的高人说起话来越谦虚低调。徐汉棠和徐秀棠兄弟就常常说，我们是地地道道靠抟泥得食的。听起来，抟泥得食实在普通平凡不过了，但仔细想想，普通平凡之人，只靠抟抟泥，能得食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只有技艺超群之人，才可以只是抟抟泥就能衣食丰足。不止于衣食丰足，他们还靠抟泥被国家授予了“大师”称号。
他们抟的泥，是江苏宜兴的紫砂泥，人们喜爱地称之为“五色土”；他们抟出来的，是紫砂壶，是世上公认的茶具之首。而徐汉棠和徐秀棠，也被称为“徐门双杰”，又由于徐氏家族世代都以烧制紫砂壶为业，且技术精湛者多达数十人，所以又有人将他们的作品称为“徐门紫砂”。其中，徐汉棠烧制的紫砂花盆，有250多个不同品种，琳琳琅琅，蔚为大观，因此又有专门的称呼“汉棠盆”。
我是2004年秋冬时节，经潘惠忠将军介绍，认识徐汉棠和徐秀棠这一门双杰的。那一次江浙之行，我专程来到徐秀棠位于宜兴丁蜀镇的长乐弘陶庄。由于丁蜀镇是紫砂泥的重要产地，因此，这里荟萃了众多紫砂壶的名师、名窑，是紫砂壶的重要集散地，被誉为“中国陶都”。
长乐弘陶庄创建于1996年，占地30多亩。我们抵达的时候，汉棠大师也已到了。在紫砂壶的发源地，我们怎能不捧壶在手、品茗谈天？于是洗涤茶壶茶杯，沏上清茶，伴着茶香，两位大师和我们谈起了紫砂壶。这一谈，我才知道，原来壶中天地大，这里面的知识极其丰富，三言两语远远不能说尽。正巧秀棠大师著有《中国紫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四版），详细讲解了紫砂器具的历史、艺术特点及源流传承。我索性请他签名赠我，以备深入研读。临别之际，汉棠大师还专门赠我一只石瓢壶，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个大师壶。
2005年5月，又经潘惠忠将军穿针引线，接洽联系，由我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名义督造，由徐汉棠监制，精选泥料，不惜工力，历时半年，烧制了一批历代名家名壶。这些壶把把有来历、有渊源、有讲究，件件古朴圆润，精美绝伦。这些壶中，已有许多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作为礼品，赠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等外国知名人士，受到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
2007年6月，徐汉棠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并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6月18日，宜兴举行了“徐汉棠紫砂艺术”首发式暨“宜兴紫砂徐门壶艺展”。我专门委托潘惠忠将军携贺信前往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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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的签名书（1）
德高望重的长者，博览群书的智者：汪道涵的签名书
汪道涵老先生去世后，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想起他的敦厚儒雅，想起他的博览群书，想起他微笑的样子，想起他专注的眼神。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写汪老的签名书，但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多少寄托一点我对汪老的敬仰之意，缅怀之情。
这本书是2005年10月23日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当面请汪老签的。这并不是汪老的专著，也不是关于汪老的传记，而是《第2届东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第一版）。汪老博览群书，但对自己的著作却惜墨如金，尽管我曾多方搜集，但始终没有找到汪老的专著。无奈之下，我只好请汪老的张秘书代劳，找到这本《论文集》，因为汪老曾经在这次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而《论文集》中收录了汪老的演讲稿。
1998年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共同在北京举办“第2届东方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东方思想对当代社会以及未来的影响，研究探讨了“为万世开太平”、“共生与循环”、“兼爱互利”等东方特色的思想观点和伦理道德。在开幕式上，汪道涵作了题为“东亚文明与世界潮流”的特别演讲。
演讲中，汪道涵引用了《中庸》中的“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他说，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