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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张震与军事院校教学工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震就曾经在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工作、生活了1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张震还能清晰记得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授旗时的情景：刘伯承院长肃然起立，整理军容，健步走到庄严的军旗前面，右膝跪地，双手捧起军旗，亲吻下角，然后起身立正，郑重地接过军旗。当时与张震同时学习的学员共52名，都是军职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共有5人获授上将军衔，包括张震在内的22人获授中将军衔，其余全是少将。算起来，这该是我军军事教育史上军衔最高的一个系了。1957年年中，张震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随后留在学校，干了5年副院长，7年院长，直到1969年初，军事学院在“文革”中被撤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委考虑将当时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1985年5月4日组成国防大学筹建领导小组，张震被任命为组长。当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颁布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国防大学的成立纪念日。1986年1月15日，隆重召开了国防大学成立大会，张震郑重地向军旗行礼，然后将军旗高高举起，接续了他在60年代末被迫中断的高等军事教育事业。
在张震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我就和他在工作上有了接触。我没想到，在他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后，他还会主动找到我，将我聘为国防大学第一位兼职教授。我也没想到，我这个国防大学的兼职教授从那时起到今天还在干。
开门办学，是国防大学吸纳优秀师资力量的一个重要办法。张震提出，教研人员应该“博、精、短、活”。师资班的建立，充分显示了张震培养教研人员的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国防大学筹建工作开始不到半个月，张震就提出，应当从当年暑期军队工程技术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军政素质优秀、愿意献身教育事业而且外语较好的学员，将他们培养成国防大学的教员。当时就确定了要从15所军队工程技术院校选调80名具有学士学位的学员，先到初、中级指挥院校各学习半年，主要学习本级军事课程，然后到部队基层代职半年，再到国防大学学习两年，取得军事学士学位。经过这样几进几出，他们还要再到部队军师机关代职后，才正式充实到国防大学的教学队伍中。
1988年7月，第一批师资班学员完成了培训计划。这些教员进入教学一线后，很多人很快担任了战略、战役等主要学科的教学任务，成为国防大学的教学骨干。1993年9月21日，解放军报以《尉官教将官，新秀挑大梁——国防大学一批跨世纪青年教官脱颖而出》为题，介绍了这些师资班学员的情况。张震对这些师资班学员非常器重，曾经颁布一条硬性规定：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调离教研工作岗位。
尊师才能重教。张震在国防大学，既重视教研人员的培养，又给予教研人员很高的尊重。1986年9月10日，国防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上，张震等校领导提出要和老教研人员合影留念。机关在排座次的时候，把校领导排在前排就座，教研人员排到后排站着。张震看到后立即提出，教研人员常年站在讲台上，现在过教师节了，应该请他们坐下来。于是就留下了一张教研人员戴红花坐着，而校领导站在后面甘当绿叶的感人照片。从那以后，这成了国防大学每年教师节合影的不成文规矩。
我被聘为兼职教授后，有时到国防大学讲课，张震不但亲自主持，而且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仔细听课，让我深受感动。虽然我是教授，但在这位经历过长期战火考验和有着丰富军队工作经验的老首长面前，我还是深深感到，他更像个善于鼓励人引导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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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与长者的关爱（2）
1992年，张震离开国防大学的工作岗位，担任军委副主席。此后，我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性格豪爽，酒量很大，有时候和他一起聚餐，我们既想上前敬酒，又怕上前敬酒，因为他常常会“罚”我们喝酒，不但要“罚”，还要按年龄差来“罚”，他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革命，是1955年的开国中将，而我1955年的时候还没穿上军装，按年龄差来罚酒，岂有不醉之理。但有一次，他却主动向我敬酒了。1996年1月，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后不久，我去看望他，他不仅备酒欢迎我，而且向我主动端起酒杯：“光楷同志，祝贺你升任副总参谋长，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顺利，创造出优秀成绩！”说着，张震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文革”后首次来到旃坛寺（1）
革命战争年代，我国涌现出两个著名的“将军县”，一个是江西兴国，一个是湖北黄安。秦基伟将军就是黄安（今红安）这个将军县里涌现出来的著名战将。
1927年的黄（安）麻（城）起义，是秦基伟革命的起点。那一年的11月，秦基伟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黄安县城。起义军的领导，包括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而秦基伟由于只有13岁，年纪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来加入了自卫队。鄂东军后来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1929年8月，还不满15岁的秦基伟拿着软磨硬泡得到的乡苏维埃政府介绍信，找到31师，成了红军队伍里的一名“红小鬼”。
今天，人们提起秦基伟，往往首先把他和上甘岭战役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担任前线指挥员。秦基伟说：“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围绕着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反复争夺43天。“联合国军”动用了1600多门轻重火炮和3000架次飞机，170辆坦克，消耗了天文数字般弹药，最多一天发射30万余发炮弹。志愿军采取了“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的方针，也动用了轻重火炮500多门，全力以赴，发射了40万余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创造了我军的纪录。由于上甘岭战役是“小山头上打大仗”，秦基伟把前沿坑道的电话一直接到了他的指挥所，对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整个战役中，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草木被打光，坑道被打短，岩石被炸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志愿军坚守防御作战的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此后未再发动较大规模进攻。
1953年，秦基伟从朝鲜回国，此后历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4月任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把国防部长秦基伟请到了总参位于北京旃坛寺的办公大楼。我分管的部门正在这里进行一些装备的展示，邀请秦基伟视察并指导。那一天，秦基伟兴致很高，不但仔细观看了参展的装备，还详细询问了装备性能。参观完毕，秦基伟说：“走，我们到楼上看看去。”
从电梯里出来，他很快就来到办公楼最高层的凉台上。站在高处，极目远眺，飞檐金顶的皇家宫苑，青砖灰瓦的百姓人家，清澈灵秀的河道湖面，葱茏叠翠的榆柳松柏，一一收到眼底。秦基伟高兴地说：“将近20年了，‘文革’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呢。”
对于许多开国战将而言，“文革”岁月的黑白颠倒、群魔乱舞都不堪回首。秦基伟也不例外。“文革”开始的时候，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他很快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屡遭批斗，甚至有两次昏倒在批斗会上，其中一次幸亏警卫员取来氧气筒，秦基伟才很快醒来。
云南军政大乱的情况下，正常开展工作已不可能。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派了一架飞机，把秦基伟接到北京。秦基伟来不及通知妻子和孩子，就从暂时借住的一个基层部队赶赴机场。造反派知道后，派人拦截。幸亏秦基伟行动迅捷，终于赶在造反派拦截前，飞机滑出跑道。但到了北京，秦基伟作为靠边站的干部，被闲置下来。1969年秋，林彪发布一号战备命令。很快，秦基伟又被疏散到京外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参加劳动。直到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异乡，他才于1973年4月28日返回北京，住进总参海运仓招待所。无论是在北京“靠边站”，还是在湖南修地球，都没有任何专案组找秦基伟了解情况。他就这样无端地被耗去了6年多宝贵的时光。1973年7月，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终于恢复工作。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写到这里收尾了。1997年2月，83岁的秦基伟在北京病逝。
“文革”后首次来到旃坛寺（2）
通过秦基伟的子女，我得到了盖章的《秦基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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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革命战争每一天（1）
王恩茂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的开国战将。我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的，虽然他已经年逾八旬，但他总是端坐如钟，面带威严。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但从他威严的神态上却根本看不出来。
王恩茂是江西永新人。在革命战争岁月里，他经历过“两次长征”，一次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他归属红六军团，从1934年8月开始长征，经历了与红二军团会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1936年10月23日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胜利会师的长征。第二次长征较少为人所知。那是在1944年秋，党中央以359旅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突破日军封锁，南下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师，之后南下支队改名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半年多行军作战，到达湘中。王恩茂时任359旅副政委。日本投降后，部队继续南下，到达广东北部，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但因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又北上与新四军5师再次会师，恢复了359旅番号。全面内战爆发后，王恩茂随王震率部队从中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历经艰险，胜利回到延安。这次南征北战，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
除了戎马生涯建立的累累战功，王恩茂为新疆解放和建设所作的贡献也广为人知。1949年底，王恩茂率军历尽艰难，进驻南疆，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帕米尔高原。1952年7月，王恩茂接替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新疆工作。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他又兼任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直到1969年1月在“文革”中受冲击后被周总理派专机接到北京，王恩茂才离开新疆。1981年10月，年近七旬的王恩茂再次被中央任命为新疆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这一干又是5年多。由于长期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王恩茂对新疆的感情至深。晚年的王恩茂虽然因为眼疾逐渐失明，但他仍然坚持每年回新疆住上四五个月。王恩茂去世后，他的骨灰就安葬在乌鲁木齐。
我收藏的王恩茂签名书，是《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