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1~28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1928年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全国的2344名代表出席，其中有工人代表979名、农民代表525名、知识分子代表499名、职员代表154名、学生代表139名、军人代表102名和其他代表48名。他们的平均党龄为7年零3个月，90％以上的代表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他们代表了全国468万名正式党员和516万名预备党员。萨？克尔热瓦茨、德？马尔科维奇：《1948年情报局是怎么回事？》（Што е тоа Информбиро 1948？），斯科普里：自由出版社，1975，第174页。
在大会上，南共领导人就南共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南共纲领和章程草案等问题作了报告。大会的主要精神集中反映在铁托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分析了南共从1919年成立到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所走过的道路，特别讲到南共在组织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和战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图6…5南共“五大”代表对大会决议进行表决（1948年7月）
铁托在政治报告的最后部分着重谈到了南共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关系问题。他从南共战后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南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南共对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等方面，驳斥了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毫无根据的攻击。他在大会闭幕时说：“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正处在严重的形势下和严峻的时期，我们党面临艰巨的考验。只要我们保持党内的坚定团结和一致，只要我们不丧失信心，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7月28日，除5名代表持反对立场外，其他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并通过了铁托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南共和共产党情报局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文本不长，但旗帜鲜明，包括五点声明：第一，坚决拒绝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第二，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不准确的和不正确的”；第三，南共忠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反帝*阵线的团结一致；第四，南共将尽力改善同联共（布）的关系。决议的第五点是这样结束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南共并没有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因为它没有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最后一次会议。”《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Peti kongres Komunisticˇke partije Jugosl*ije（stenografske beleke）），贝尔格莱德：共产党人出版社，1948，第844~846页。南共对平息这场冲突并不抱有幻想，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声明来避免共产党情报局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这反映了南共当时的斗争策略。所以，代表大会是在“铁托！斯大林！”的欢呼声中闭幕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5）
出席南共“五大”的代表们在发言和讨论中，表示坚决支持南共中央维护革命成果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会议是在政治上团结和“铁托，我们跟你团结在一起”的气氛中进行的。代表们投票选举了以铁托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委员会，它包括63名中央委员和42名候补中央委员。
“五大”的召开，对南共的发展，对它进一步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大会对南共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通过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新纲领和章程，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南共“五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南斯拉夫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五大’不愧是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罗？乔拉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史》（Pregled istorije S*eza komunista Jugosl*ije），贝尔格莱德：共产党人出版社、工作出版社，1963，第544页。。
同共产党情报局冲突的升级
战后，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同苏联和其他东欧人民*国家进行的。到1948年冲突公开化的前夕，南斯拉夫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在南斯拉夫的国际商品交换总额中，有51％依靠东欧国家”。到了1949年，南斯拉夫同“这些国家商品交换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31％左右，到了1950年，这种交换就完全停止了”。贝里斯拉夫？舍费尔：《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第21页。
在争论公开化之后，从1948年年中起的一年时间里，苏联和其他东欧人民*国家单方面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定。同时，1949年9月28日苏联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9月30日~10月4日，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苏联的胁迫下，步其后尘，终止了它们同南斯拉夫缔结的条约。另外，这些国家还废除了总共46个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协定或条约。
这种突如其来的压力对南斯拉夫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当时西方人士都很难相信南斯拉夫会得救。南斯拉夫工业化所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明显减少，许多工程项目停建，工厂开工不足，产品卖不出去。这时，西方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限制对南斯拉夫的出口。这一切导致国民收入急剧下降。如果说1948年的国民收入增长了23％，那么1949年只增长8％，而1950年、1951年和1962年的国民收入既低于1949年，又不如1948年的水平。杜尚？比兰吉奇：《1945~1969年南斯拉夫争取自治社会主义的斗争》（Borba za samoupr*ni socijalizam v Jugosl*iji 1945…1969），萨格勒布：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史研究所，1969，第35页。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后的4年中，南斯拉夫的工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
在遭受经济封锁的同时，其他种种压力也纷至沓来。在这场反南斯拉夫活动中，苏联拉拢一些东欧人民*国家，动用了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它们的报刊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南文章。它们策划和组织了对南斯拉夫的侦察、破坏和颠覆活动。苏联还唆使与南斯拉夫交界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不断制造边界冲突，1950年的边界冲突达937起，而到1952年增加到2390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6）
苏联和其他东欧人民*国家还违背国际惯例，对南斯拉夫的外交人员肆意歧视，使他们无法履行公职。同时，它们还对南斯拉夫在国外工作的人员和留学生进行策反活动，排挤和驱赶在上述国家的南斯拉夫侨民和少数民族，等等。
这一切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南斯拉夫的革命政权。根据2002年俄罗斯学者公布的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与南斯拉夫暗战的解密材料，当时苏联领导层制订了分三个阶段推翻铁托政府的计划。第一阶段，在南斯拉夫国内策划大规模*；第二阶段，由南斯拉夫国内反对派建立临时国家机构；第三阶段，由临时国家机构以“起义者”的名义要求邻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给予承认，最终达到推翻铁托政府，建立亲苏的南斯拉夫政府。
在诽谤者的眼中，1948年以前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1948年以后忽然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奇怪的逻辑充分反映在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个决议里。
1949年11月29日，共产党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关于这次会议情况和决议的全文见《关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政府对南斯拉夫进行侵略活动的白皮书》（Bela knjiga o agresivnim postupcima vlada SSSR；Poljske；Cˇehoslovacˇke；Madarske；Rumunije；Bugarske i Albanije prema Jugosl*iji），贝尔格莱德：1951，第156~159页。这个决议攻击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诬蔑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由农村富农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
共产党情报局的这份决议最后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帮助”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重建一个革命的、真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
同时，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决议中诬蔑南斯拉夫是其他东欧人民*国家中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阴谋活动的后台老板”。于是，在东欧人民*国家接连发生了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审讯案，并把这些都归罪于“铁托集团的罪行”。1949年开始了大清洗，东欧人民*国家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都被无辜地投入监狱或处死。成千上万的中层干部和普通党员群众受到牵连。这年5月，阿尔巴尼亚开始对原政府副总理科奇？佐治提出诉讼，遭到处决；9月，匈牙利原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及9名高级官员遭到审判后被处决；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由于同情南斯拉夫被撤销职务；12月，保共中央书记、政府副总理特莱伊乔？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在罗马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审讯；1952年11月，布拉格审判了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外交部长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等人。
所有这些错误审讯的目的在于，说明上述无辜被害者是“南斯拉夫的间谍”，是按照铁托等人的“布置”从事“反对苏联的敌对性活动”。
在这一时期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克服面临的困难，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南斯拉夫加强了全民防务，做好了重新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压缩了建设项目，降低了五年计划的指标；*了国内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开始寻求西方的贷款和援助。全国人民为国家分忧，减少了消费品供应，取消了供应制度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优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7）
实践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顶住了压力，从斗争实践中得出了有益的结论，那就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尊重、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第二，各国共产党要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各自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于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冲破共产党情报局的束缚，解放思想，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出现了早期的工人自治制度。
后来，众多学者对1948年夏季开始的南苏冲突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米尔乔？拉科夫：《南斯拉夫1918~1992——一个国家思想的悲惨道路》（Югославия 1918…1992 Драматичният път на една държавна идея），索非亚：达尼阿娜？乌贝诺娃书局，1999，第188页。南斯拉夫学者弗？德迪耶尔在《约？布？铁托传记》一书中指出，冲突的实质是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碰撞，即斯大林集权主义模式和南斯拉夫自治模式的冲突。西方学者则强调说，南苏两党对峙的主要原因，是铁托在巴尔干地区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直接触动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