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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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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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我说,给周欣留着吧!周欣是丁玲的外孙,祖慧的儿子。丁玲说,习 仲勋也送来了,有周欣吃的。丁玲还告诉我说,昨天上午她又给习仲勋家里打了电话,问《中国》的编制问题。齐心说,习仲勋已经和胡耀邦汇报了,没问题,让放心。
  当天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304病房。
  7月15日深夜,丁玲家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陈明被惊醒,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丁玲的病情有了变化?他赶紧走到客厅,拿起话筒。电话是习仲勋打来的,他告诉陈明,编制问 题已经告诉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让作协给《中国》几个名额,《人民文学》不是有30个名额吗,不要再增加新的编制名额了,就从作协内部解决。习仲勋说,明天我去北 戴河,要住几天,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找我的秘书,让秘书给我挂长途电话。他又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陈明说,丁玲想赶紧把编制的问题解决了,住到蔚县去写作。习仲 勋说:丁玲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乡去了,你要特别注意照顾她。
  其实习仲勋真的很帮忙,一直在运作中,只是难度确实很大。8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发出'85'11号文《关于〈中国〉杂志社编制问题的批复》: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三日你会关于申请《中国》杂志社编制的来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中国》杂志社事业编制十五人。
  直到9月3日晚上,陈明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是非官方渠道——牛汉打来电话说,从维熙告诉他,已经同意为《中国》解决15个编制。第二天下午陈明到医院告诉了丁玲,老太太 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
  

5。 拿不到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
除了编制、经费之外,稿源紧缺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6月15日《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时,牛汉就说过,《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
  1985年的《中国》,老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尤以创刊号为甚。先后发表的老作家稿子有:巴金致丁玲信,丁玲的《一代天骄》,孙犁的信,李纳致铁凝信,秦兆阳的《 往事散记》,刘白羽的《大海》,骆宾基的《记两个农民朋友》,魏巍的《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黄钢的《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雷加的《七个和一个》,吴强的《海螺与蔷薇》,舒群的《黄河女》,还有黄树则 、萧乾、王朝闻、姚雪垠等人的文章。这里面多是怀人忆旧之作。而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一是数量少,二是分量轻,只有王蒙的《风格散记》(一、二、四期连载,每篇不过 三五千字),贾平凹的中篇《冰炭》,铁凝复李纳信。张洁本来答应给刘绍棠稿子,但大概是感到了“压力”,让女儿打来电话说心脏病严重,医嘱不能写文章,实在抱歉,不能 按时交稿(我在1984年11月20日的电话记录)。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她才拿来一篇短文《纵然惜别终须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还是先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过的,登在 七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上,即便如此,据说也被作协某领导斥为“没骨气”。
  在这种情势下,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成为《中国》创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东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刘恒、林青,湖南的残雪,黑龙江的迟子建等。
  由于作者队伍狭窄,好稿子上不来,导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比如,孙犁在第一期发了致《十月》主编苏予的信,谈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第三期又发了一篇致贾平 凹的信——“再谈通俗文学”。山西的田东照,七万字的中篇《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在二期发了头题,又在四期上发了短篇《河那面的红枣排》。庞天舒,沈阳军区一个聪颖灵 气的小姑娘,刚在二期上发了云南老山前线生活散记《在同龄人的墓前》,紧接着又在三期头题发表了自卫反击战题材的中篇《秋天总有落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 发了中篇《背尸人》,紧接着,长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连载。这两部作品以其藏族题材备受关注,但是在一年总共六期刊物中,一个作者在四期上都占据重要位 置,十分少见。引起争议的遇罗锦的《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在第一、二、四期连载;林谦、郑敏、周涛也都在两期刊物上发表了作品。
  此外,第三期发了“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获奖作品选辑”五篇,接着第四期又发了“香港作品专辑”五篇。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稿源捉襟见肘了。
  只有诗歌一枝独秀。老中青诗人齐登场,既有绿原、严辰、张志民、邹荻帆,也有北岛、顾城、舒婷,这主要是牛汉的功劳。他本人就是诗人,在诗歌界又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丁玲被诬以“左”而失势,一个是新老作家之间存在“代沟”,而《中国》被看做“老作家的刊物”。
  老中青作家的大团结,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愿,她渴望能与青年作家交朋友,对他们“传帮带”。《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 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但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很难逾越,青年人对于“好为人师”的老作家,不感兴趣。
   。。

6。 雷加也要淡出
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买到一本丁玲的《母亲》,一本《丁玲短篇小说选》。当时丁玲还未正式复出,她的书在市面上很难见到。雷加读过之后立即给丁玲写信 ,发表感慨:“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散文大家,散文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土肥越深,根叶越茂,三十年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厦门大学举办丁玲创作研讨会,雷加不能到会,写了一封信说:“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 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着良好友谊,这是他终于加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雷加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一旦答应下来就十分投入。刊物筹办阶段,他骑着自行车到处组稿谈稿,有时忙到很晚。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当丁玲 与刘、舒之间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又是重要的协调人。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他也与舒群、刘绍棠深有同感,所以从1985年春天起,经常表现出一种比较超脱的消极 态度,不愿意更多介入《中国》的事情。
  1985年4月3日,雷加给丁玲写信,告知“我今年下去体验生活的计划”,说:“一、四月十日乘飞机去福建,参加四月十一日水电总局召开的会,然后参观访问两个水电站,约二 十天。这是他们春节来我家时谈好了的。二、六月,我去陕西北部沿榆林三边一线采访,约一个半月。三、八月,我去东北完达山农场,约一个月。以前,我每年都在五月到七月 之间下去生活,今年亦然。工作上的安排,我同牛汉同志商定:四月十日之前,把《中国》第四期稿件定下来,五月份,我留在北京。牛汉去澳出国之前,也先把第五期大部稿件 定下来。分工问题,我同意编辑部工作应注意连续性,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编辑部,由主编领导全面工作,副主编协助主编做好看稿审稿工作。”
  丁玲从西安回到北京后,雷加谈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意见。要点是:
  1。 对于舒群摔电话的事情,我不介入,这次仍不想介入,基本上不介入。2。 我经常对舒群说,你和丁玲合作三次,应当一次比一次好。3。 对于舒群这次向党组汇报,我认为太快 ,应首先在内部解决,我坚持这个态度。关于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情,经劝阻,他没有向党组汇报。4。 舒群的态度趋向缓和,但是有起伏,他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重要问题,比 如编辑费问题,重要的事情应该经过两个主编。5。 爆发点是编辑费,但问题已久,分工、制度不健全,所以出现了“这两口气我受不了”、“陈明是掌柜,我是小伙计”、“牛汉 从未给我来过电话”等意见。权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责任心的问题。6。 一、二两期刊物出得快,要有正确估计,不只是牛汉、冯夏熊两个人的功劳,还有客观条件、两个主编的威 望等因素。刘绍棠感觉受排挤,是否有正确的部分?可能舒群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
  雷加说,原来想给党组写报告,退出《中国》。现在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冯夏熊的问题,一件是成立常务编辑部(常务编委会),三至五人,包括牛汉冯夏熊,有个连续性。
  

7。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1)
丁玲不仅要抓稿子,抓宣传,就连发行也要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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