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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同王中忱长谈了两三个钟头。他说，《黄河女》这篇稿子，《中国作家》也要过，但我有言在先，首先要给《中国》，现在虽然关系不好，但我也没有退出。我现在跟《中国 》的关系，不是主编跟编辑部的关系，就是普通作家、投稿者跟刊物的关系，这个稿子能不能用，主要看主编的态度。我这个人就是直性子，有话憋不住，不光对丁玲同志这样， 对别人也这样。比如，公木是我的好朋友，前些天他女儿来，在我家里住了十多天，我就当着她的面骂了公木，为什么骂？他在四次作代会上，不光他自己在“效忠信”上签了名 ，还把吉林省代表团的名字签上去了。我说，你这么老了，还出那个风头干什么？谈到与丁玲的关系，舒群表示，我对丁玲同志有些话说得过头了，我就是这种性格。丁玲的问题 就是不会做工作，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能抹杀，但是不会做工作。
不管怎么说，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一点转机。又过了几天，9月4日上午，舒群和黄树则来到协和医院探望丁玲。丁玲有些意外，但她实在高兴。
舒群说，我们两个人来的时候，本来想给你送一束花，但是没有时间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委托王增如，给她十块钱，委托她给你买花。黄树则说，我到连云港去出差了，才回来 不久，前天我给医院打了电话，问了一下你的病情。
丁玲说，我这次来住院，医院很负责，李大夫现在搞肾科，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个医院里大家也是另眼相看的，后起之秀嘛。他是苏联留学的，还不到60岁。过去中国没有肾科，只有内科，他在这里搞了一个肾科。肾这个东西过去我们不重视，其实真是很要紧的。
陈明说，去年老丁看门诊的时候，一个年轻大夫就跟她说过，说你不能再动荡了，将来你要出问题，就出在这个肾上头。丁玲更正说，他说，你死就死在这个肾上头，你已经80岁 了，不是18岁！
丁玲说，本来是金色的秋天，正是外边最好玩的时候，我想要到河北去，走之前陈明说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身体。那天的值班医生是个肾科的女大夫，她说你根本不能走。刚好有个 权威也在那里，说你就住进来吧。就是这么简单，就住进来了。真是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 舒群的《毛泽东故事》（3）
舒群说，我劝过你呀，年岁是前提嘛。
黄树则曾经当过北京医院院长、卫生部副部长，是医学专家。他说，肾脏的毛病关系到新陈代谢，你一个是注意饮食，要控制蛋白，等于正常人一半的蛋白，减轻肾脏负担；第二 个问题，因为蛋白摄入少了，支出就得少了，特别是精神劳动，因为脑子劳动时，离不开糖呀蛋白呀这些东西。舒群说，一个是饮食，一个是休息，又得靠自觉，又得靠监督。
丁玲说，我昨天吃了一块西瓜，尿糖马上两个加号了。我对面的房子里住着杨沫的丈夫马建民，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文革”也是挨整很厉害的。去世四天了。人死了那也是幸 福，谁也想不到的幸福，因为他不遭罪了。张孝骞也住在这里，前天还在那里走，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他还出来锻炼呀，87岁，肺癌，这个老头子行，他自己决定要开刀。他是内 行，他不打止痛针，回来的时候是哼哼着回来的，很疼。
舒群说，你要是真的尊重医生的嘱咐，自觉一点，再有人监督一下，你这寿命还有很长的时间，否则的话，你可以咔嚓一家伙！陈明对舒群说，还是你讲过的那句话，谁也别抢先 啊，都要想办法往后排呀。舒群说，医生跟我讲过嘛，他说我是两个前途，一个是睡过去，一个是摔过去，都是咔嚓一家伙。
丁玲说，昨天冯至两个人来看我，他们两个都比我小一点，我们三个人在这里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舒群说，中国有一句旧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哇 。
陈明说，她一天得吃9次药，我们要是不来，她都忘了。
黄树则说，如果肾脏的功能不行了，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透析，用机器来清洗血液。透析一次170元。据说菲律宾的总统马科斯，都透析20年了。
几个人就这样说说笑笑，谈论着病情，互相忠告，气氛很友好。
从丁玲的病房里出来，黄树则和舒群又去找了医生，详细了解丁玲的病情。医生都认识黄树则，对他毫不隐瞒，说丁玲的情况不乐观，浮肿是日益严重，需要绝对休息，不能写作 ，也不能动脑，只要一动脑筋，各项化验指标就升高。舒群听了，心里沉甸甸的。毕竟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曾经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他想起1982年夏天丁玲在大连写作疗养期间 ，陈明回北京来办事，尽管时间很紧，还特意带了丁玲的信和礼物到虎坊路来看望自己。丁玲在信上还叮嘱自己要注意身体，不要把弦子崩断了。现在，她自己的弦子又怎么样了 呢？
当天晚上，舒群又给陈明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对丁玲的病情感到担忧。舒群把医生的话告诉给陈明，要他不要难过。陈明早已知道丁玲的病情，医院的洪大夫几天前就告诉他， 丁玲肾功能衰竭，医药难奏效，住院以来情况未有改善，仍是走下坡路。
从那天以后，再没有听到舒群对丁玲和《中国》发表过激烈的意见。他知道，丁玲已经来日无多了。
九月中旬，舒群再次提出，明年不再挂名当主编了，并且告诉曾克说，以后不必再找人去看他了。丁玲给舒群写了一封信，决定由魏巍、曾克、陈明三个人去送，魏巍不太想去， 丁玲一再劝说，他只好同意。丁玲在信里说：我知道你讲的是真心话，我体谅你，你这两年很痛苦，你是爱护《中国》的，你又力不从心，又不能来办事，许多人办事一不如你的 意见你就烦躁，弄得你也不愉快，大家也不愉快。你身体又不好，但我希望你还是能从大局考虑。我跟你是一样的，我的身体还不如你，但是我现在不能退，要是能退我也退了。
丁玲还请黄树则再次去做工作。几天后黄树则打来电话说，谈话没有效果，舒群坚持己见，明年起坚决不任主编。他还是好离好散的态度。
这是舒群最后的意见，不会再改了。
又过了几天，丁玲要我给舒群送去两瓶营养药酒。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最后往来，也可以看作两人第三次合作结束的纪念。
第二年三月，舒群再次到协和医院来探视丁玲，但那时丁玲已经是弥留之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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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1）
我有一份1985年《中国》第四期目录，钢笔字写在一张八开的白纸上，是王中忱的笔迹。目录里有一篇报告文学《天问——写给马思聪》，作者是张扬。但是印出来的杂志上找不 到这一篇。
《天问》最初在编辑部通过了，拿到谈稿会上，又被撤掉了。
张扬是“文革”中著名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并曾经因此受到迫害。1979年，《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8月，丁玲写了《一朵新花——读〈第二次握 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沉寂二十年的丁玲刚刚复出，她对于《第二次握手》的称赞，自然十分招眼。
后来张扬在湖南做了专业作家，但他爱人在北京，两地分居，住房问题难以解决。1980年张扬给丁玲写信，求得帮助，丁玲把信转给了当时作协主持党组工作的陈荒煤，陈荒煤又 转给作协创联部处理。1981年2月，创联部负责人葛洛给正在厦门疗养的丁玲写信说：“创联部已尽可能作了处理，目前他爱人的住房问题已解决。湖南方面也表示今后对他尽可能 多加关心。”
但是张扬一直没有见过丁玲，直到1985年4月18日下午他登门拜访，两个人才头次见面。
张扬此次来访，是向《中国》投稿。他带来一篇报告文学《天问》，是写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他告诉丁玲，今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校35周年，作为老院长，马思聪可能 会在秋季回国。如果《天问》能在那时发表，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篇文章还可以加上一个副标题：“写给马思聪”或是“献给马思聪”，那样，刊物的社会影响也许更微妙。丁玲收下稿子，说是要交给编辑部去决定。编辑部看过后，立即决定，在第四期上发表。
第二天，张扬就把去见丁玲的情景，写信告诉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马碧雪给张扬回信说：“丁玲是我心目中极为崇敬的女作家，尤其是她的不幸遭遇和坚毅品格令人感动。等 我妹妹马瑞雪夏秋回国时，或许我们会一起去拜访丁玲。”
1967年“文革”中间，马思聪夫妇遭受批判斗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广东偷渡香港，转赴美国。这件事当时被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马思聪被定性为“反革命”。粉碎 “四人帮”之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层领导人都表示，欢迎马思聪夫妇回国看看。1984年底，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意见的决定 》。1985年2月，文化部又发出《关于给马思聪平反的通知》。2月18日马思聪在美国收到这个文件，悲喜交集。应该说，他回国看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但是，对于马思聪出走的事件如何评判，意见并不一致。4月25日张扬给丁玲写信说：“据我了解，北京方面对马思聪态度不一致，但广州方面态度非常热情，广州市长已向马思聪发出邀请。马思聪在不久前的家信中表示，北京景物太伤感 情，所以不拟久住，可能匆匆一转即去广州，在广州住一段较长时间并举行音乐会。（马思聪本是广东人，当年‘叛逃’又是从广州出发，所以，对广州更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通过对《天问》一稿的态度对马思聪所表现的同情、谅解、欢迎和关心，当然更使他的亲属们受感动。”张扬在信中还转递了一个话：“廿日夜里，我和几位同 志吃饭，其中有××夫妇。因同是湖南人关系，我和××同志交谈颇热烈。在谈到《天问》和马思聪问题，以及您和陈明同志对此稿的关怀时，他极为赞赏，表现出强烈兴趣。席 终一起离开餐厅时，他与我单独缓步，又对我说：‘你下次见到丁玲同志，可以委婉地劝告她一下，注意不要表现得左了……’” 。。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2）
4月27日下午，《中国》召开编辑部会议，讨论第四期稿子，主编层有丁玲、魏巍、牛汉参加。
王中忱汇报篇目。这一期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专栏中，有聂荣臻的文章《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杨成武的《敌后抗战》（节选自即将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都是记录晋察冀抗战斗争的。还有华山的《青青海罗杉》，附有华山致丁玲信、丁玲复华山信。此外，重点篇目有部队作者廖西岚的小说《海上，江 上》，张扬的《天问——写给马思聪》等。本节开头提到的那张写有第四期目录的八开白纸，大概就是王中忱为这个汇报所写。
王中忱汇报完，意见就集中在《天问》上。
丁玲说，把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