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了黄钢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 的“电影诗”》和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
5月9日，朱子南去看望丁玲。他回忆说：
我一到北京，就见到到处有报贩在叫卖《时代的报告》增刊，上面刊载有供批判用的《苦恋》。见到丁玲后，自然要谈及《苦恋》。丁玲的谈话，也就从批判《苦恋》开始。她说 ，黄钢同志这篇文章可惜了，怎么能这样写？这样写怎么能说服读者？你去告诉他，说这是我说的……丁玲又说到，有家报纸的批判文章像是棍子，像是梁效写的。文章可以署作 者的名字，为什么要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呢？丁玲说：《苦恋》这题材抓得好，问题是要把账算在谁的身上？算在祖国身上？算在人民身上？那不能么！但是，现在这种 批判，不能服人。我本来也想写文章谈一下看法的，一看“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架式，没法写了，调门这么高了，还怎么写？《苦恋》这一点抓住了人，我们正是《苦恋》着的， 吃了苦，也不埋怨，还是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好起来的。
1981年8月10日，丁玲在吉林省延边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时，又说了很长一段关于白桦的话。当时由于《苦恋》挨批，丁玲的这篇发言最初在延边的《金达莱》文学丛刊上发表 时，编辑把有关白桦的一段删掉了。后来出版《丁玲文集》时，才恢复原貌。
丁玲是这样说的：“现在，我简单讲两句《苦恋》吧。这个剧本最近我看了，电影也看了。白桦同志我在五十年代就见过，七十年代又见面了。去年夏天我在庐山会议上讲过他的 一首诗，叫《情思》，我说那首诗写得好。今年他得奖的那首诗，我却没读过。看来白桦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人，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他的电影，我看到的不多 。有些同志告诉我，《曙光》写得较好，《曙光》我没看过。看来这个作家能写诗，也能写电影剧本，能写普通人民，也能写我们的元帅，这样的作家我们应该爱护。我们不只要 爱护这样的作家，即使是比白桦差一点的作家，是初学写作的，作品里还存在一些毛病的作家，我们也应该爱护他，帮助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批评也是帮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很多事实表明，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白桦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曾引起争论，我看《今夜星光灿烂》是去年夏天，同时还看了另外一个电影。这两个电影是接着看的 ，就自然有一个比较，觉得《今夜星光灿烂》比另一部故事片好得多，不是好一点，是好得多。从摄制技术上看，两部影片都不错。但从表现的生活来看，《今夜星光灿烂》比较 合我的口味。但是，我也看出了一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发表意见，没有写文章，我认为这个问题对白桦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纠正的，我不需要写文章。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有些事是 作者想象的，硬编的，而不是现实生活里面的。……对于《今夜星光灿烂》里的某些情节，有的同志提出意见，写了署名文章，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个争论没有继续展开。现在《 苦恋》又引起了问题。
白桦写《苦恋》的动机，可能是他感到自己，或者他的朋友，是爱祖国的，爱党的，尽管过去受过委屈，但对祖国还是苦恋的，苦我也恋，而且是苦苦的恋。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 来写的。这是我主观上这样想的，没有问过白桦，也可能我想得太简单，并不符合实际。他在动笔的时候，为了表现‘苦’，就失去了分寸，把平日深藏在心底的一点小小的委屈 的火花闪亮了，信笔所之，淋漓尽致，编造了一些不现实的生活情节，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使读者和观众感到诧异，感到委曲，感到愤慨。这恐怕是作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在摄制过程中，由于各种艺术手段的使用，使人看了更感到人生的凄凉，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民族的前途失去信心。从社会效果看，是很不好的。”
当时，她说那样的话，是有一些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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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协党组的态度（1）
主编丁玲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党组书记张光年的态度，左右着中国作协党组对《中国》的态度。
丁玲和张光年的关系不好，可以说很不好。
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解放初期任全国剧协党组书记，1957年调中国作协任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1955年批“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批丁玲右派 ，张光年都是骨干。丁玲1985年9月11日在协和医院同刘白羽谈话时，回忆起张光年1955年揭发自己的事情，有点不屑地说：“我心里想，我们两个也没一块儿工作过，你也不了解 我，我也不了解你，我们从来也没来往过，你不过就是戏剧学院一个创作室的主任嘛，你不过领导贺敬之、鲁煤那么几个人搞创作嘛。什么老兵老兵，在那里摆臭架子，你不就是 五七年上来的角色吗？现在成了老兵了？”
张光年的官运好，全国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骨干，并扶摇直上。1965年8月中央任命中国作协第八届党组，刘白羽任书记，张光年与严文井任副书记。“文革”以后1978年 5月中国作协恢复工作，7月成立临时党组，张光年从那时起就一直担任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的一把手。
丁、张的关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经有过短暂的春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那年4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读书班）在民族文化宫举行 开学典礼。丁玲先到了，坐在休息室里，她看见张光年走进来，便从沙发上站起来，主动打招呼。从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算起，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了。两人都有些激 动，很热情地握手，互相问到身体，问到近况。丁玲说刚从厦门回来，那里气候和条件都很好，建议张光年也去鼓浪屿休养。张光年1979年2月患肠癌在协和医院动过手术，他说事 情太多，脱不开身，马上就要去河南，从河南回京后就去丁玲家里看她。典礼之后拍合影时，张光年挨着丁玲，坐在她的左边。
那是他们之间唯一一次真诚的握手，唯一一次身挨身的合影。在他们的关系史上，1981年4月17日那个下午，真是历史性的匆匆一瞥。
张光年没有食言。4个月后，8月27日下午，他和朱子奇一起登门来看望丁玲。当时丁玲应聂华苓之邀，即将启程访美，张光年一是为她送行，二是为作协即将召开主席团会议、改 组书记处、成立顾问会等事项，听取丁玲的意见。那是他头一次登丁玲的家门，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间，两人很快就发现，在这些问题上，彼此的意见看法差距甚大。4个月之前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平息之后，两 人都恢复了理智：我们过去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今天依然不是。
张光年的来访，加深了丁玲对中国作协工作的不满和担忧，她甚至夜不能寐，第二天凌晨起来就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昨天听了张光年同志来讲的你们的对作协工作上的布置和打算，说打算吸收几个老作家当顾问，提拔作协内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个别作家参加党组或书记处，以改变现在老弱 病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敷衍一时的想法是不对的，是有许多根由的。我心里实在不得不添些忧愁，睡不着，现在四点多钟，爬起来把几点切要的意见写给你，望你把我当着一个普 通的、对党的事业关心的同志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大道理你懂得，也会讲，因此我不谈它。我只说自从我回来北京以后，对于文艺工作的一些实在不得人心的种种做法。第一，我 从来没有听到你们提倡文艺为工农兵，你们把老解放区，把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起来的老作家都搁在一边，只在需要装饰的时候，表面上虚与委蛇一下，你个人从来不诚 恳的找一下这些人谈两三句话，连过去你的假团结都没有。只相信几个你认为可靠的人。于是你把作协、党的文艺工作的重担只交给病人，两年来都没有上班，最近才上班的张光 年同志，和忙人、又是文联党组又是文学研究所主任，后来又是电影总负责人陈荒煤同志，和一些没有多大工作经验，或长期脱离文艺工作或从来没有做文艺工作的人。这些人也 许忠诚，但他们是很少谈作品，过去是，现在是，他们是脱离作品，脱离作家，高高在上的人。而现在是决策一切的指挥者。……这封信没有写完，没有寄出，也从未公开发表。但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丁玲对于以张光年为首的作协领导班子的意见：把老作家们“都搁在一边”，依旧是周扬在“文革”前那个 老班底，手中拥有评奖、出国、提拔重用等手段，可以拉自己的山头。 。 想看书来
4。 作协党组的态度（2）
这也是中国作协作家支部那些老作家的普遍意见。这个支部里包括萧三、张天翼、丁玲、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草明、曾克等，这些人资历深，级别高，名气大，其中有中国 作协副主席三人，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七人。他们许多都是直性子、炮筒子，几乎每次开会都要给党组提意见，火力十足。作协党组惹不起，只得敬而远之， 但老作家们不依不饶，非要党组领导出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一次座谈会上，《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发言说，作协党组还是非常重视老作家，重视发表老作家的作品，光年同 志，冯牧同志都是这样。丁玲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拿出行动来嘛，我搞创作几十年了，也算个老作家了，我给你写信都好几次了嘛，都半年了嘛，想见你一面都见不到！
导致丁、张关系急剧恶化的，是所谓的丁玲“诬告”事件。
1983年9月，作家支部的老作家们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就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指名道姓提意见，特别是给作协党组的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主要是文学作品应该 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协的刊物应该正确引导全国的文学创作，对青年作家不能“捧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标准不容置疑等等。会后，支部书记曾克把这 些意见写成一份学习简报，上报作协机关党委，并且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送到了邓小平那里。
10月11日下午，中央办公厅的庄桃之同志往丁玲家中打电话，但丁玲和陈明去了香山看望书法家康殷。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丁玲同志的秘书。庄桃之说，你知道丁玲同志给小平同 志写信的事吗？我回答：没听说丁玲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呀。庄说，也不是丁玲同志一个人写的，上面还有好多人的名字。接着他念了一串作家支部同志的名字，并念到记录者是秦 友苏和王增如。我马上说，那是作家支部的简报，支部书记不是丁玲，是曾克，其中的记录者之一就是我。庄说，你们的简报我们请打字室给打出来了，现在需要你们来两个人修 改、校对。只要是在简报上署名的，谁来都可以，今天就要搞好。
放下电话我很着急，丁玲联系不上，我便打电话找到曾克同志，因为她是支部书记，给邓小平的材料也是她转送的。曾克说，现在找谁都来不及了，就咱们两个去吧！大约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