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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圣明的君王统治国家，老百姓就不会挨冻受饿，并非君王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做衣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在位时连续九年水灾，商汤在位时连续七年旱灾，但却没有饿死的人，甚至连饿瘦的人也没有，这是因为贮藏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不亚于商汤、夏禹时，又没有遭到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比不上商汤、夏禹之时，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都回乡务农。
论贵粟疏（2）
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产生于不发展农业生产，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迁徙。这样下去，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百姓去作恶。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折磨着身体，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因为是懂得这道理，所以督促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多渠道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确保百姓生活。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分东南西北的。珠宝玉器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众多的人们还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宝玉器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得以轻易地背弃君主，而百姓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离开家乡，盗贼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坏事，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长在土地上，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需要人力去收获，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会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个人为官府服劳役，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松土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得砍柴烧炭，为官府修理房屋和服其他劳役；春天无法躲避风吹灰浸，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浇淋，冬天不能躲避寒冻，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可以休息；他们还有许多个人的交际往来，要吊唁死去的亲朋，看望生病的亲友，抚养孤老，养育幼儿，这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规定的数额，到了晚上又会增加许多。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以完税，家中无粮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本钱大的就囤积货物，以获取加倍的利息，本钱小的也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暴利。他们每天都到市场上去游逛，趁着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哄抬物价，所卖物品的价格比平时高出一倍以上。因而商人家中的男子不必耕地耘田，女子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却一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也必定是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夫劳累，却据有田地上的收获物。依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结交王侯，凭借资产欺凌弱者；他们到各地遨游，车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他们坐的车子十分坚固，拉车的马十分肥壮。脚上穿着高级的丝质鞋子，身上穿着华贵的绸缎服装。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今天的法律虽然轻视商人，而商人却已经既富且贵了；虽然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却既贫且贱了。因此，一般的凡俗之人所看重的，是君主所轻蔑的；也是官吏所鄙视的，但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背，好恶颠倒，像这样下去，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畅行，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使人民全心全意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提高粮价。提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纳粮食给政府，向政府纳粮食的人可以得到爵位，也可以用来赎罪。这样一来，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那些能向政府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家境富有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开支，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得到好处。既符合百姓的心愿，还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有足够的财物可以使用，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可以大力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按现在的法令，民间能向国家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重要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还是不可能守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必需的物资，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事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养一匹战马取得的功用相比，实在是难得多。赐封爵位，是皇上独有的权力，只要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少。能够享有高等爵位和赎罪的特权，是人们十分盼望的，假如让天下的百姓向国家献纳粮食，送到边疆地区，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充裕。
你是一个实在人（1）
晁错非常有才，虽然跟同时代的另一代大腕贾谊比还有一定差距。晁错比较实在。你从他的文章就看得出来。《论贵粟疏》没有其他汉赋的铺张扬厉，而是逻辑严密、论证精辟、简练朴实。专门对别人文章指手画脚的清朝著名人士刘熙载就说过：晁哥这个人就是实在，不矫情，不摆姿态，不故作清高，不故作小资地在拉屎时看《挪威森林》以致便秘……扯远了，总之，晁哥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切中时弊，我很欣赏。
《论贵粟疏》主要劝大老板文帝重农抑商。文笔朴实归朴实，但提到农民的苦，“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段白描，栩栩如生，看得俺几乎号啕大哭。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绝对写不出来。想必文帝看到这里鼻头也酸酸的。
但是，晁错给大老板建议怎么做才能改善三农问题，才能让国家富强时，气势不容置疑，动辄“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样看来，还是怎样怎样好……”，居高临下没把自己当下级，说好听点儿就是这人实在、直率，难听点就是迂得很，连个人情世故都不懂。乞丐之中的霸主是什么？还是乞丐。打工仔之中的霸主是什么？高级打工仔。晁错是个衷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打工皇帝，从来没想到过老板会不爽。好在汉文帝不是斤斤计较的主儿；也很欣赏晁错。于是晁错的前半生那是相当的灿烂，不仅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出了不少好点子，为汉朝集团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获得了为太子工作的机会。
文帝死后，太子刘启继位，即汉景帝。景帝还算个明君，不来溜须拍马那一套，于是晁错晋升机会更多了。景帝对晁错几乎言听计从，一时之间，晁哥走势强劲，风头一时无二。
人红是非多，要是晁错学会在工作之余请同事喝喝夜啤酒，打打血战到底，估计局面就会有所不同。但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是不屑这一套的，在他眼里，任何改善同仁关系的行为都等同于圆滑世故无原则。他根本不把丞相、大臣等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越级请示，找老板密谈。惹得大家都很不爽。丞相申屠嘉当年是随高祖打天下过来的，小辈如此嚣张，心中更不平衡。晁错不仅不去弥合这种裂痕，反而愈发强势，最终竟然依仗景帝的眷顾活活气死了申老头。
当时汉朝几个诸侯国势力强大，基本是一国多制，有自己铸钱贩盐的权力，最高领导管不着也不能管；眼看着有闹分裂的趋势。文帝时，晁错就发过很多邮件给上司讲述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文帝老狐狸，装傻。
景帝当权后，晁错官越当越大，本着决不能放着汉家江山不管的主人翁精神，再次找老大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发了一封建议书过去，即著名的《削藩策》。小刘年轻，又糊涂，于是满怀期待地对晁错说：那……咱就试试看，成不？晁错大喜，这敢情好。当下，景帝下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
这就糟了。晁错太实在，再加上当官以来从来没遇到过挫折，压根儿就没考虑到这事儿不能急，得来阴的，毕竟面对的不是宠幸你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而是心怀鬼胎的各个分公司的老板。本来么，土皇帝当得挺爽，突然就宣布权力归于中央了，换你你愿意么？
其实景帝心里还是挺虚的。吴王刘濞造反前夕，没一点动静（其实四处联络去了），景帝有点慌，拉来晁错，挺没底地问：你说，吴王干啥去了？旅游？公干？还是……此时晁错非常坦白，非常实在，两手一摊：老板，我也不知道。景帝大汗，说：老晁你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