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失去的几美元（如果朋友给我，我也要！），但我在追思一个东西：
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为什么有人“成功”了也不幸福，有人很幸福尽管看上去也许不甚“成功”？
我写这篇文字，也不想批评别人对于金钱的态度，而主要是自恋我自己对于金钱的美好心态：我爱你，小平！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有钱时我是慷慨的，但没钱时，我也同样慷慨。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事，而不是他的财富量。
就刚到美国几十小时内发生的这两次付出来说：第一次我是为了荣誉，第二次我是为了友情。荣誉和友情，实在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刚到美国，身上只有50美元，月收入只有10美元”的典型环境中发生的这两次典型行为，毫无疑问，反映了我身上最引为骄傲、我也最看重的一种品格。我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小平您好！小平您好！小平您好！……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让我再讲一个令我很崇拜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来自江西农村，通过个人努力，变得非常成功富有。每次一起喝茶吃饭聚会，都是他抢着付帐。我说我来，他说他来。每次争夺过程中，他都要说一句话，几乎成了他的仪式。
他说：“徐老师，我来我来，小时我妈常常跟我说‘天天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我来我来，不必客气……”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难怪她的儿子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变得如此成功富有呢！
我要天天请她吃饭——反正根据她的说法，“天天待客不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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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儿子空中惊魂
坐到今天的飞机，已经没有太多的飞行恐惧症。但每次飞机升空时，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不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博客谁来写？有那么多迷人的文字还没有发，还有那么多人生的责任还没有尽……
1998年前后，小儿子Adam才6岁。我送他去加拿大他的哥哥和母亲那里。由于奋斗艰难、经济拮据的原因，小儿子Adam曾经在国内单独和我生活过三四年，父子培养出了难分难舍的战斗情感。一个弱小的生命，他所有的温饱安危、喜怒哀乐完全都寄托在你身上，那种至高无上的责任感，不为人父母者，无法体验。
说什么为人类解放而奋斗才算伟大理想，那是扯淡。那些为子女尽到了爱心的父母，都是真正的伟人。理想主义固然神圣，但千万不要忘记了眼前的责任！卢梭虽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把几个孩子遗弃在孤儿院的行为，总是人类文明的污点。
至于我，宁可做一个好父亲，不愿成为卢梭。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虽然我离卢梭最近的时候，也就是吃梭子蟹的时候。当然，如果“好父亲”和“卢梭”能够兼得，我也愿意做一个卢梭门下走狗，为社会公正和教育事业，啃两根力所能啃的骨头……
我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虽然心里对生命充满了虔诚和感恩。我最真诚祈祷上帝的时候，一般都是为了孩子们，希望冥冥中有个什么力量能给他们终极保护。这也是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够体验的一种信仰。
话说那次我和Adam的飞机飞到半途，突然剧烈颠簸起来。漆黑的太平洋上空，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真给你一种人世茫茫、生命无助的恐惧感。但这次的飞行恐惧和其他时候不一样：我身边还有我的命根子Adam。爸爸我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紧，我已经活了四十来岁了，可Adam才六岁，虽然他已经到过了长城、吃过了北京烤鸭，但离品尝爱情幸福的日子，还要再等十几年呢！
飞机还在颠簸，而且越颠越激烈。虽然飞机颠簸如同汽车颠簸完全是一回事，但几乎所有人都更怕飞机颠簸。一时间我心乱如麻，失去方寸，恨不得按紧急按钮叫飞机停下来，“让列宁同志和Adam先生先走！”
飞机在颠簸，我的心在揪紧，恐惧感弥漫我全身。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把Adam搂在怀里。
Adam正在熟睡，他顺势倒在我身上，美丽的脸蛋枕在我的大腿上，我正好能够俯视他。甜蜜睡着的Adam，此刻也许正在梦见哥哥和妈妈，梦见中国和加拿大，梦见麦当劳和游戏机，全然不知爸爸此刻的慌乱恐惧。
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吻了他一下。奇迹出现了——忽然之间我心中什么恐惧也没有了，世界在我心里，立即变得可有可无！
啊，就在俯身吻我儿子的时候，我看见上帝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
任你飞机怎么颠簸、任你把飞机和人颠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和我生命中的最爱在一起啊……
我必须说清楚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否则就不真实，就不令人信服：飞行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但在我抱着Adam的那一瞬间，我对“死亡”的惧怕突然间像太阳照过的阴影，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我是和Adam在一起——即使飞机出事（上帝不让），我会和孩子一起进入天堂，我来世的生命，就不会有天堂里的眼泪，而只会充满天堂里的笑声。
抱着Adam，我轻轻地笑了。飞机还在颠簸，但此时此刻，它变成我抱着儿子入睡的摇篮曲，摇啊摇，摇到温哥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次飞行，是我人生感悟最深切的一次。父爱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爱。为子女而死、而活、而斗争、而拼命、而卖苦力、卖血、卖身的父母之爱，是人类最基本的责任心和爱心的出发原点。
Adam不是我的上帝，有时候我也会对他咆哮，我敢对上帝这样吗？但抱着Adam，我抱住的是通过他弱小的生命来向我宣示活着意义的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以及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价值目标。
就是在这个感悟上帝的瞬间，决定了我人生的信念和走向：为了我的孩子和天下的孩子，努力工作。在儿子和卢梭之间，我选择儿子；假如卢梭和儿子可以兼得，我也愿做卢梭门下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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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1）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的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但这个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去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唯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
人民币外汇券是80年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比例大概是人民币的15倍，换言之，那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的，不止一万人民币，而是一万五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什么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么……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当时我在国外，已经“有地儿住”了，但我依然为那被歌声唤醒的过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愤！……原来那块红布的作用，是让人忘记没地儿住，而且还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国前，那一块红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让我浑浑噩噩但却“幸福”地生活了那么久，直到在国内终于感到实在无法混下去了，才想到要出国寻找幸福并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层的爆炸，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好多天之后，才感到那一万人民币对我的冲击波的力量，这个冲击波的力量，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还在蔓延！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
我记得我回来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TMD。即使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我也依然不禁对三十岁以前的迷茫愤愤不平！我不仅不要面子，我TMD也不做徐老师了！徐老师也要养家活口！徐老师也爱钱！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
我生谁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对当时的我自己怎么就不能让自己的老母、老婆，以及尚未出生但注定一出生就要找我哇哇要粮吃的徐超徐赶他们，也拥有那么一叠人民币外汇券！先把家庭的事情弄好，然后再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的集中反应而已——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
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TMD，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明确确立那种目标，努力追求那种责任，拼命实现那种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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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2）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牛粪之大成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观念。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扭曲在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