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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得名也不过是一时的偶然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也是我多事之罪也。
“二流堂”戴上大帽子
揭批“二流堂”的号角首先是由当时的《人民日报》吹响的，这一响，“二流堂”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人言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的大怪物。
党报的声讨“二流堂”檄文洋洋七八千言，岂可等闲视之！年前一张二百字的大字报，便使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主席寿终“歪”寝，其严重性可知。
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着“文革”中那个有名的“卫东”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触目惊心，在特大字标题之旁又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
引这段最高指示，就已经给“二流堂”定了性。
檄文以四个小题阐述“二流堂”的“反革命”本质：“二流堂”是王明和中国赫鲁晓夫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二流堂”的政治纲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流堂”对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三次猖狂进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是“二流堂”的主帅。
全文点了三个人的名：一个死人王明，两个活人夏衍和吴祖光，另一个仍在打尚未倒的刘少奇，是用代名词出现的（此时尚未点到宰相， “二流堂”的好处就在于，爱怎么套就怎么合适）。堂长、堂友等等是作为跑龙套出现的。
小家族也被顺便拿出来过一下场。
不过，全文虽有七八千字，但都属党八股产物，东扯西拉，比两百字的大字报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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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
“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那种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势头，孙师毅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历次运动的经验，警告我：“你要注意，‘二流堂’的问题可能又会搬出来的。”
我的确有点麻痹大意，没有心理准备。
六十年代，为了轰轰烈烈的“四清”经验，肖望东中将以军人身份接掌新文化部。
新官上任挥出第一把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要好好地为农村服务。
然而“文革”的风头把工作队卷回来了，全体关进一座社会主义学院，门岗派了解放军把守。
这里叫做“集训班”，学员陆续报到的有夏衍、阳翰笙、黄苗子、赵、刘白羽、林默涵、马思聪等等，听说周扬等也要来报到。
开始时，吃好、住好、气氛好，白天学习、谈心，晚饭后散步，然后看电影，也有人跑步运动，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
我笑着悄悄和孙师毅说 ：“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孙师毅盯我一眼。
这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西郊，在动物园至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之间，再往西便是颐和园和香山了。
这是为培训高级民主人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用的，现在进来的也属高级知识分子类，上自部长、院长，下至处长、厂长、大导演，特别是大明星，学院内的管理、服务人员对他们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和高兴。
伙食是相当精彩的，但大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饭菜，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然后大家都到后园散步、聊天。黄苗子、冯亦代似乎最乐观，不时可以听到他们高声谈笑，人多音杂，闹声达于大道之上。学员不断在增加，电影厂、音乐院、剧团等等院校的上层人物都来了。连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为领导无方，被贬到四川重庆去了，也被“调”回。他匆忙就道，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一双凉鞋，他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学习班的政委拉我到过道上说 ：“不要惹是非，别借。”
这时，我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深夜外面大道上的锣鼓之声也更紧密了。
形势比人还强。外面的热火朝天终于烧到这学院的铁门之内，大字报开始贴出来了，瞬息之间，过道上已是琳琅满目。食堂内的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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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球高挂
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始揭发、检举。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的心，洁白无瑕，以及林默涵以抱周扬大腿而飞跃升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昨天高声谈笑之声远去，花园里出现可怕的静悄悄。
夏衍在楼梯口见四下无人，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新领导班子终于以主人姿态登上主席台领导运动，公开点名。食堂里也由他们做好做歹继续烧饭，黑帮们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革命烈火，一日千里，倏忽之间，人去楼空。黄苗子在临走时给我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但日后却又因“谊属同堂”（二流堂），他和我的两专案组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最忧心如焚的是马思聪了，这位卓越的音乐家几时演奏过如此动人心弦的乐章！他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这大概是他后来投奔怒海的原因吧？
临走之前，还在体育馆精心排了一出戏，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把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我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
我认出那机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颇感亲切，可惜后来没有播出。
我虽然在体育馆被揪出来“打倒”，但我并未受伤，却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相聚。我是被打倒得心情舒畅极了。
次日，我按指令向机关报到。走廊两边墙上已贴满标语、大字报：“打倒二流堂主唐瑜！”“唐瑜是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密友！”“唐瑜是文艺祖师爷夏衍的走卒！”“唐瑜是大右派陈沂的难兄难弟！”还有“打倒母夜叉×××！”等等。
一进入办公室，一块黑牌就往我脖子上一挂，上书：“反革命二流堂主唐瑜”。
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一层层楼都走过了，每过一个部时，人家一看黑牌，便加上打倒二字，其他都照黑牌上喊出。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在过道转角处，有人向我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给他一个回应，表示我的谅解。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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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 “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
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账，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再见他时，他已经闭目去世了。他在闭目之前，是否想过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他的住处说过的话：“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
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终于来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四人帮”终于发起了对“二流堂”的总攻。
在发行量达千万份的党报上，以满版位置用特大字体通栏大标题：《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似一颗重磅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份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党报是指挥全党、全民从工作、生活、思想以至行动的指针。
北京当然是满城风雨，略有牵连的人都感到草木皆兵。
凡是经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人都感到，这一来势比当年胡风案还要凶猛，而且又处在这一大运动中，除最高领袖外，哪个领袖级人物不人人自危！
有的人烧毁一些无用的书信、字条，有时这种东西会成为无妄之灾；有人打发儿女到外地亲戚家暂避。
震波到达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乌鲁木齐也派来了外调人员。
哈尔滨陈沂专案组派来了一个队伍。
广州来人为一个“二流分堂”要澄清一下；上海一群青年出发外调秦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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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上报了
革命小报以“二流堂”为主题的，我便看到四种，其中有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专对黄苗子而出版的，但它缺乏堂主为它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便很难维持，所以他们便派出常驻记者，随时采访最新情况。
这些小报可以说越办越精彩了，有的文章已摆脱党八股的写作方法，也费了一些心思，使其活泼、流畅。
他们从戴浩家抄到一只石刻：“十万八千包袱”的闲章。
另有一只“二流堂”篆字的图章和一张叫做“玩不厌”的民间年画，据说那是“二流堂”的堂徽，大概是在吴祖光家抄来的。
此外又遍访夏衍、叶浅予、黄苗子、丁聪和我，用漫画化的手法，为每人画一头像。
只是技巧太差，被画的几个人随便请浅予、丁聪，甚至请苗子代画一下，即使要求用丑化的笔调，又有何不可。
他们在为我画像时，我还正襟危坐，让他画得好些，不料登出来的竟是一塌糊涂。
但这一来，那小报便显得图文并茂。
我买了两份，看完不敢带回家，想扔掉又舍不得，那毕竟是我人生路上一点小点滴。
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却忘了锁上。有一天，九岁的女儿手里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