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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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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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从不说梦话,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地把先生惊醒,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几天前,小孙女放假来我家住几天,半夜被我的哭喊声吓醒了,哭着说:“奶奶,你说梦话太吓人了!我好害怕,我要回家……”我怕邻居听见我哭喊产生误会,只好告诉人家我爱说梦话。

而且,我开始不愿见任何人,整天就坐电脑前,疯狂地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长篇小说。四个月完成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只有创作,才能使我感到一时的解脱。可是一离开电脑,我立刻又陷入了无法排遣的愤懑与烦躁之中。

我本来是一个开朗、豁达、能自我化解矛盾的人,但这次,我那屡经磨难、一向自以为无比坚强而充满阳光的心灵,第一次变得扭曲了。一向活泼、开朗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竟然连笑都不会笑了。尤其再次接到那个神秘电话之后,我的心变得更加阴暗、更加可怕了。

我不知我得了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总之,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一个人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和巨大的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和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这天晚间,我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电话,他开口就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没有学过编剧?”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立刻敏感地反问一句。

“你是不是只读了小学?”他又问了一句。

“不,我小学没有毕业!我一生没有一张毕业证,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我一听就来气了,不由自主地冲他发起火来,“就因为我没学过编剧,就因为我是小学生,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我,就不相信我的创作实力?我告诉你,这纯属是借口!”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好像被我这番话给吓住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你得罪过谁吗?”

“我从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接着,我讲起那部儿童电影的事……

听完之后,他犹豫了片刻,才说:“我考虑还是应该告诉你,剧组上报的编剧署名不是你……”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脏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

电话挂了,我一头仰在沙发上,额头全是冷汗,先生急忙把我扶到床上……

这天晚上,我整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回响着那个神秘电话……

记得当年一位领导说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没想到今天,竟然还有人以此大做文章。小学生怎么了?小学生就没有创作实力吗?世界上有多少“小学生”成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

欧·亨利、马克·吐温、鲁索、杰克·伦敦……

当年,我就是背诵着这些作家的名字走过来的。我从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着激励自己的动力。可今天,有人仍然戴着有色眼镜,就像城市人看待农民工似的看着我这个“小学生”。其实,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罢了。

因为我是小学生,别人就可以有权利轻视我,就可以有权利视我为无知无能无实力。可他们忘了,当一个人把二十年乃至半生的生命全部抵押在一项事业上,不是投入,而是抵押,我相信这项事业即使是铁打钢铸的,也会因这种巨大的生命投入融化而变成一尊高洁的圣杯!

在这里,我不能不借用评论家的笔,为我这个“小学生”说几句话了。

200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省十一位作家评传。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吴井泉、王秀臣先生撰写的《以生命做抵押——张雅文论》中,这样写道:

“她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是在影视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位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却是迄今中国女作家中,第一位运动员出身,第一位自费到国外采访,第一位写出长达四十余集电视连续剧的女作家。这“三个第一”只是客观存在,还不能说明她的文学成就和内在的精魂。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她仅受过小学五年半的正式教育。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学文化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维如潮……”

“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忧患而智能的理性之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构筑了她的作品崇高美的风骨;凝重执著的美学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着昂扬不屈的精神血脉;外倾心态的情感喷射,使她的作品洋溢着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的审美气息……”

两位教授在完成这部评传时,我在北京,他们连我本人都没见过。

我为自己还想多说几句,权当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吧。本人是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里两届党代会代表、两届省级“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学成材优秀人物……这是社会对我的承认,而不像有人背后诋毁的那样,她是一个没水平、没创作能力的“小学生”。是的,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没有任何背景,从没有得到过上帝的青睐。我的文学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来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邓亚萍。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五节(2)

人们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坛“三连冠”得主,两届奥运会冠军。但没人知道,她因个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练判过“死刑”。唯有郑州市队教练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收留了她。从此,“卧薪尝胆”四个字,在小小邓亚萍心灵深处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比她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参天大树。可她打得再好,却迟迟进不了国家队,进了国家队也没有教练要她,最后只好由几次力荐她的张燮林教练亲自带她。然而,她却开创了世界乒坛邓亚萍时代……

在邓亚萍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亚锦赛,最后决赛与李惠芬争夺冠亚军。李惠芬最后一个球是擦边,裁判没看清,问邓亚萍看没看见,她说没看清。邓亚萍获得了冠军。赛后,张燮林问邓亚萍:“最后一个球到底是不是擦边?”

邓亚萍低下了头。

张燮林冲她发火了:“你为什么不承认擦边?”

邓亚萍说:“因为这个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进国家队太难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无论邓亚萍的理由多么充分,张燮林都丝毫没有原谅,而是狠狠地批评了她,让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队里写检查,并严肃地告诫她:“你要记住,你不仅要赢球,还要赢对方的心,你要让对方心里服气!输赢只是技术问题,而你这种做法却是品德问题。它是任何金牌都换不来的!你要记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你个人的品德将代表着中国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张燮林教练,他不仅教练邓亚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练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术,而做人却是品德,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人们佩服在公平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鄙视那些靠“黑哨”、“黑裁判”获取奖牌的人……

特殊的职业,造就了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运动员出身,我渴望阳光下的竞争,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剧本时,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潘洪业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我们从此却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敬重对方的人格,敬重对方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剧本改好,而不是为了其他……

邓亚萍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体育。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劣。

但是,文艺作品却不同于体育,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所共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却成为世界畅销书。凡·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幅没卖出去,后来却卖到了天价。中国的获奖小说也多有被编辑退稿的情况。曾轰动中国文坛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遭到屡投不中的尴尬。影视作品就更难说了,人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读者和观众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拨通了中国妇联秘书长的电话,问她编剧署名是怎么回事。

秘书长感到很吃惊,问我:“雅文,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见我没有回答,又安慰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你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我们妇联肯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再另想办法……”

后来得知,A先生在中国妇联秘书长面前承认我是编剧,但在剧组上报《盖》剧主创人员名单时,却将赵女士署为“编剧”,而将我署为“原著”,但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一眼发现了,她立刻以制片方(之一)的名义向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及央视领导打电话阐明了观点:“张雅文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变了!”

这事之后,我的失眠更严重了,而且出现了心慌、心悸、心绞痛,脉搏忽高忽低。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像个幽灵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天深夜,我的心憋得像要爆炸似的,打开窗子想透透空气。先生被我惊醒了,跳下床来抱住我,苦苦地哀求我:“雅文,你快把那些破事看淡点吧!要不你就完蛋了。咱还是先要命吧。有命才有一切呀!”

我趴在他肩头呜呜大哭,问他:“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地欺骗我?你说我到底有什么错?”

“雅文,你没有错,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我求你千万想开点吧,要不咱这个家就完蛋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气人的事……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六节

那个冬天,实在太可怕了。

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睡觉,随时都发生心绞痛。而且,牙床溃烂,牙龈出血,口腔没有一点唾液,鼻子上一个接一个地长疖子,一连长了五个,吃药、上药全不管用,弄得鼻子又红又肿,出门只好戴口罩。而且天天感冒,在屋里穿着毛衣毛裤披着棉大衣还冷,清鼻涕一把接一把的……

更可怕的是,我越来越自闭,不愿见任何人。在北京小区里住着,只跟在国家体育部门工作的李振如和张巨芳夫妇接触,一见到人家就没完没了地唠叨我那点破事,像祥林嫂似的。这对善良的夫妇给了我很大安慰,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

即使这样,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玩儿命地修改着《盖》剧本和小说,把两部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分别压到三十五万字,就连参加全国作代会期间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时分,全家都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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