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40节

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冈上的两幢茅草房，看到土墙上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标语，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贺玉是否还活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我急忙推开南面一扇挂着大厚门帘的屋门，只见屋里坐着十几个黄棉袄和黑棉袄。除了体委的几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周贺玉。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让我坐在炕沿上等一会儿。

等的时间并不长，可我却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紧张地盯着挂着厚厚白霜的门帘，不知那道门给我带来的是亲人，还是噩耗……

少许，当我看到头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袄、腰上扎着草绳子、胡子拉碴的贺玉掀开门帘低眉顺眼地走进来，我心里顿时像刀割一般，转而又在心里惊呼：“啊，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

贺玉看到我却大吃一惊，眼里“倏”地充满了泪水……

进门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不管怎样，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落泪。可一看到贺玉眼里的泪水，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贺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诉我，外面风吹的，急忙把泪水重新又收回到眼帘里……

贺玉后来告诉我，他和体委主任及一名参加过“三青团”的篮球教练，被关押在真正的牛棚里，四处露天，想煤烟中毒都不容易。他们用报纸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炉子，但仍然很冷，晚间睡觉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个人除了挨批斗，要给造反派刨室外厕所，烧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六节（2）

就这样，在十几双眼睛的监视下，我们这对朝思暮想的恋人一句心里话都不能说，只能说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话。

他问我孩子好吗，我说挺好。我问他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

“不！”一个造反派头头忽然打断了贺玉，大声说，“你不是还行，而是不好！你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我顿时一惊，问贺玉：“你怎么能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贺玉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望着我……

“周贺玉你说，你为什么要吃走资派的大葱？”有人厉声质问贺玉。

贺玉说：“我只吃了他一棵大葱……”

“这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说明你跟走资派臭味相投！”

“对，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感情和立场问题！”

没想到，我们的见面竟是如此残酷。

我认识贺玉十几年了，他是一名运动健将，一直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权利的样子……

我埋怨贺玉：“你干吗要吃走资派的大葱？下次来我给你带来一捆大葱！”却立刻遭到那些人的批判。

“张雅文，你不要感情代替政治！你应该给他带《毛选》，让他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改造自己，而不应该给他带大葱！”

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可笑，那时候的人怎么变得那么不近人情，那么政治化呢？妻子去看望被关押的丈夫，不让带吃的，而是让带《毛选》……

可我从来不听他们那套，每次去都给贺玉带去一堆用票供应的食品，给他带去我节省下来的粮票，让他吃得饱饱的，因为他的粮食定量早被降下来了。造反派几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扬言要向银行汇报我的表现……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贺玉的爱！

我和贺玉没说几句话，只听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你该回去反省了！”

我和贺玉同时一愣，不约而同地瞅着对方……

我大老远地跑来看望贺玉，可是，只让我们见面十几分钟，比监狱探监的时间还短……

我望着贺玉的背影慢腾腾地消失在厚厚的门帘后面，心里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

我该回去了。

刚一出门，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不知从哪儿忽然蹿出来几十条大狗，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了。它们“汪汪”大叫着，一蹿一蹿地向我身上猛扑，好像要把我这个陌生人撕碎似的。我不顾一切地拼命躲闪，可我哪是这群狗的对手，眼看一条大狗就要扑到我身上了！

此刻，我身后的窗子里不少双眼睛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救我……

就在我身心绝望，眼看就要被群狗撕烂之际，忽然传来一声口哨声，这群狗立刻扔下我向口哨声跑去……

我急忙循声望去，只见我的亲人站在院外的一堆草垛旁……

贺玉后来告诉我，为了多看我一眼，他从屋里出来没有回牛棚，而是去了外面的厕所。

此刻，我多想跑过去扑到亲人怀里大哭一场啊！可我绝不能那样做。我知道窗户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就等着抓周贺玉的“罪行”呢！

我只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的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魁梧的身影仍然站在草垛旁，身边围着一群狗……

这一幕就像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定格在我那冰冷的记忆库里。

就在群狗围攻我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从今往后，不要乞求任何人的怜悯，即使你死了，别人都不会看你一眼，只会从你身上踏过去，所以你不能死，你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

后来得知，那些狗是敬老院养的，是为了帮老人解闷养的，老人渐渐死去，狗却留了下来。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没人跟他打交道，他只好交了一群狗朋友。他每次收拾完餐桌，都把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收拾起来喂狗。大狗抢在前面小狗靠不了前，他就把玉米饼子、馒头扔给那些弱小的抢不上食的小狗。他觉得那些弱小的生命就像他现在一样，更需要关爱。虽然他的人格屡遭践踏，但他仍然保持着善良的天性。

他觉得狗比人忠诚可交，所以一辈子不吃狗肉。后来我家养了七年的小狗丢了，他难过得几次落泪。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每当散步时遇到小狗，总会停下来多看它几眼……

没想到，我的这次到来又给贺玉增加了一条罪状，他们批斗时质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能找到敬老院？是谁给她通风报信的？”

从靠山屯回来我就病倒了，高烧，说胡话，一连躺了好几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七节

五十六天产假过后，我就把连脑袋都挺不起来的女儿送进了托儿所，自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这天晚上，体工队的高顺千师傅来我家了。

我以为贺玉出事了，急忙问他：“高师傅，你怎么跑来了？是不是贺玉出事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回头瞅瞅门外，小声问我：“家里没别人吧？”

“没有。是不是贺玉出事了？”我急忙拉他坐到炕沿上。

“别害怕。贺玉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说着，他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贺玉真的没事？”我不敢相信。

“真的。”

高师傅是体工队的老厨师，我当运动员时他就在体工队了。人很倔，但很正直。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雅文，你可别听那些人瞎吵吵！我告诉你，体委我最佩服的就是周贺玉！当年，体委主任下令给他一个人做健将灶，饭菜都摆上了，人家周贺玉就是不吃！现在看来多亏他没吃，他当时要吃了健将灶，这回批斗不就更狠了？雅文我告诉你，周贺玉可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你可别听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苗，说穿了不就是嫉妒贺玉吗？”

在这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世界里，我终于听到一位厨师为贺玉说了几句公道话。

临走，高师傅说他明天下午回靠山屯，让我给贺玉写封信带回去，他明天上午来取。

高师傅走后，我急忙拆开信……

只见信中写道：“亲爱的，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不知它是多么不容易，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和女儿，可我只能在梦中与你们相见……”

我在擦拭信纸上的泪水时，无意中发现，信纸上好像扎着许多针眼，我急忙拿到灯前一照，天哪，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在一个个并不连贯的透着针眼的字句里，竟隐藏着一颗不肯屈服的灵魂——“我是冤枉的，是造反派陷害我。你要找上级替我申冤！”

我急忙跑到市革委会一位朋友家里，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朋友却说：“我劝你谁都不要找，找也没用。你去找，只能给周贺玉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劝你等一等，中央很快就要召开‘九大’了。像周贺玉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中央的精神……”

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八节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