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我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我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我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我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我，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我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 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1 000万到3 000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 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 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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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崛起（3）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以前的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智者胜出（1）
白刚妙手回春：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白刚的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睿智聪明，又并不张扬；思维严密，又富于想象。实际上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当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我说这样很好，我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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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胜出（2）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1 000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1 000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1 000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10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我就去幸福村，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