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冠华1962年创办双龙工艺厂，初期资金180元，工人7人。“*”中，工厂几乎人散厂毁，几经起落。直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龙大队把工厂的*、财权、生产权完全交还给了万冠华。他设置了50多名推销员，一方面推销产品，另一方面收集全国小商品信息，形成一套信息网络。在市场上许多厂家因材料缺乏停产一些民用产品时，万冠华反其道而行，利用替代材料予以填补并独家生产。锈花圈和羊毛针产品，曾创下了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或近一半的记录。他还制定有关生产、销售、成本等管理制度，出台了100多条奖惩条例。自己严格自律，对亲属更是严格要求，有亲戚在推销产品中弄虚作假被开除。重新回到万冠华管理的工艺厂，一年能签订近万份合同，产品甚至远销英美国际市场。但九十年代初，万冠华盲目强力扩张，致使企业高筑债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工艺厂的产品失去竞争力而淡出市场。为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工艺厂破产，万冠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年春天，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营级干部姜维是其中之一。在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姜维感到了烦躁。他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想法一说出来，姜维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一直到冬天，姜维才说服父母，借了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上世纪80年代初，姜维在公园门前摆“照照看”摄影摊。
第一天挣了三元，可仅81年劳动节一天就挣到了500元，顶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虽然钱挣得不少，姜维却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点茬，就能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1983年严打，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样被清出营业场所。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他很想但没去，“想到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1983年8月30日，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传来*的声音：“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泪水瞬时冲出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几个认识的个体户买了登载*讲话稿《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大连日报》。几个人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边读边哭。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姜维抬起头说：“*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7）
阴霾为之一扫，“姜维影术社”正式在大连中山路挂匾开张。市委书记胡亦明见到姜维，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三国的大将今天登场了。好好干，闯出条路来，带动更多的人走自谋职业的道路。”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姜维情况后，愿意与他合资经营。但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北京，辗转奔波近三个月，姜维无数次被拒之门外。终于，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王兆国的安排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家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的谈话，王任重说，要将事立即报告给*，同时写信给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要他妥善考虑姜维的要求。于是，国家工商局，有了四位司局长与姜维的一段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那就变”。
任仲林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另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着说：“不要着急，正是耀邦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这次谈话过后，姜维借住在北京朋友家里等待消息，一天突然家里来了两个人：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的儿子胡德平。经过交流，胡德平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走了。临走时，告诉姜维“很快就会有结果”。果然，第三天姜维接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相关人员。
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一位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局长，极不情愿地发出了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通稿：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9月下旬，三辆面包车颠簸在已被大雪覆盖的二郎山上。从康定出发，*沿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对川西北部高原和陇南进行视察。十多天的时间里，一行人驱车两千多公里，两次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视察了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陇南专区的十多个县区。
*重走长征的同时，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人生的创业路，经过厚积薄发最终一鸣惊人。 。。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8）
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27岁的张茵，在面对年薪50万港币的职位时，做出带着三万元钱去香港创业的决定。最初她做过人参须贸易，印过名片。对废纸生意，像多数女人一样，她觉得太不卫生。80年代，中国造纸用速生林建设滞后，大部分高档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偶然的机会，国内一家造纸厂厂长告诉张茵：“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内地纸张短缺的现实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第一次让张茵心动不已，她做起了废纸回收生意。
刚入行，张茵每天清早起床，挨个商行收废纸，跑码头看船运。一次和澳门商人谈好300万港元的生意，对方给她开了张300万韩元的支票。一气之下她半夜孤身追到澳门，把支票换了回来。张茵说：“在那里人家要让你‘蒸发’是很简单的事，但那时就没有一个怕字。”但她还是因为冒失地打破了香港纸业沿袭多年的“潜规则”，降低往纸浆里面掺水的比例，遭到了香港黑社会的恐吓。不过，她没有屈服。
香港那几年，是金融和地产业最热闹的几年。张茵很冷静，没有被迷惑，她非常专注的从事废纸回收。坚持，加上恰好赶上香港经济的蓬勃，6年内张茵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了当地最大的废纸出口商，业务增长迅速，不仅供应中国内陆，也卖到东南亚各国。
广东人张茵，继续南下香港；广东人黄光裕则一路北上，“漂”到北京——那个他认为个头最大的城市。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1985年，初中生黄光裕随着大哥身揣4000元钱离开家乡。到北京之前，兄弟二人先在广东收购了批电子表之类的百货，然后到内蒙古销售。在当时，黄氏兄弟的行为仍可以归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一类，担忧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稍有获利后，两人决定离开内蒙古。
黄光裕一脸茫然地问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最大？”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 两人找来一张地图，反复从地理面积上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最后觉得北京最大，还是首都，便决定前往看看有什么机会。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时，为了找一家每天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两兄弟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花了一元钱，三轮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将他送到其实离车站不远的旅馆。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旅馆，面对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黄光裕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几天后，二人找到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这是一个上下加起来尚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地角偏僻，人流也不太多，但租金相对便宜。最关键是黄光裕喜欢服装店的名字——国美服装店。而后，黄光裕通过广州的关系，调来了价值15万左右的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由于服装店生意萧条，黄光裕经常跑到街上看别人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经过观察，黄光裕发现，凡做家用电器买卖的，不论大店小铺，只要柜台里有电器卖，生意都挺兴旺。两兄弟一商量，“家电相对比较定型，货也不愁卖”。2个月后，黄光裕和黄俊钦放弃了服装销售，共同创立国美电器，经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家电。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9）
凭着从银行贷到的几万资金，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但跑完各种注册手续，再装修店面，真正用于进货的流动资金所剩无几。没有充裕的资金，柜台里空空荡荡，没有货来支撑店面。最后，黄光裕想出“货不够，纸箱凑。” 他找来大大小小的各色家电纸箱摆满店铺的货架，同时在柜台的显眼处，又摆上真货当样品。进进出出的顾客，看着一屋子的纸箱，无不以为国美商品丰富、货源充足。而只有箱子没有货的却给人一种货物紧俏的感觉，反倒激起购买欲望，黄光裕借此推出接受预定的业务。恰逢临近春节购物高峰期，国美电器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生意走上正轨，手上有闲钱的黄光裕打起了广告。他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同时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报纸的中缝还是“白板”，广告价格便宜，每次800元，国美一包就是10年。此后，黄光裕与黄俊钦在经营上的分歧日渐加大，决定“分家”。
改革开放第七年，中国的青春期。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领袖运筹帷幄，人们信心满满。
诺基亚终于从芬兰来到了中国，与它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威猛”乐团。前者给中国人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而对于后者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进入中国的远不止诺基亚和“威猛”乐团，还有美国电影《超人》。作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