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我们得以厚积薄发。
确实，相比只有1％、2％或最多3％的西方经济增速，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这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稀奇。如果你回顾我们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发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年均增速就在7％到9％之间，也相当快了。当然，去年12％的增速是比平均值略高一些。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并不希望一直保持1992年那样快的增速。8％到9％，最多不超过10％的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合适，也不算太快。我想要提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综合国力较强，但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少。
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信心，更愿意来我国投资。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仍然较低，这就使中国产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柴德立兹：你担心通货膨胀吗？
朱镕基：我们非常重视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提出的建议与警告。我们正努力预防再度出现经济过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有着清醒的头脑，并对这一趋势保持警惕。
尽管通货膨胀率高于往年，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并未过热。中国的老百姓对此还是可以承受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8。6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涨幅更大，上涨了10个百分点。这和香港的情况差不多。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物价体制进行了大胆、重大的改革。目前，我们已经放开了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其中甚至包括中国老百姓必需的农产品。过去完全由政府定价的资本货物现在已由市场来定价。这些大胆举措实属前所未有。我们现行的定价方法和你们的市场经济采用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大胆的物价改革举措，必然会引起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
没有迹象表明1988年8月的混乱局面会再度上演，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比较稳固，消费品供应也很充足，甚至供大于求。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有能力来承受和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第4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2）
柴德立兹：那就是说，没有“刹车”的必要？
朱镕基：我并不是指整个中国一点儿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迹象。事实上，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还是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在沿海地区，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业以及证券发行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在部分地区，当地政府甚至在尚未确定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就把大片土地划为新的开发区。有些地方还建造了许多豪华别墅和旅游景观。这种大规模扩建显然超出了实际需要。
此外，几乎每个省份都想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为自身的发展筹集资金，但是，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经验和必要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公众利益。
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确保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我们即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许多国家所广泛采用的，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来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增长。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这项措施。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将尝试更多措施，尽管这些措施都比较温和，我们不希望进行得太快。我们将主要依靠吸收存款来为国家发展筹措资金。当然，我们也会采用直接筹款或融资，但这不会是首要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的目标将保持不变，但我们不想进行得过快。我们让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保持不变。
柴德立兹：在德国东部地区，我们看到大型国有工厂的改革推不动。这些工厂消耗大量的政府补贴，运营模式不经济，运营成本过高，冗员问题严重。你能做到在中国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吗？这会让工人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朱镕基：1990年，当我还是上海市长的时候，一名德国的企业家到上海来拜访我，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当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并且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他说，德国东部会迅速发展并赶上西部。我回答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国东部的情况。中国和民主德国都曾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国都发展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德国采取的这种迅速私有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也算不上很成功。虽然德国东、西部同属一个民族，但这两个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德国东部非但没能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成为西部的负担。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采取私有化的办法。
我们可以允许国有企业向个人出售股份，但大部分股份还是要由国家来掌控。我们完全相信，国有企业也能做到像私营企业那样有效益。我们的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但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我们现在还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像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现在看起来虽然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些亏损，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赢利，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来，我们为国外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免除了它们几乎所有的税收。对于私营企业，我们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则肩负着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纳税的税率比是5∶1。这就是说，如果外资企业承担的税率是1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则要承担5的税率。
柴德立兹：但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公司在香港注册后，以香港外资公司的身份重新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你认同这些国有企业所采取的这种避税做法吗？
朱镕基：这就表明竞争有多么的不公平。我们把这种公司叫做“冒牌外商”，名义上是外资公司，实质上却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先到境外去，然后又回来。我当然不认可这种有失公平的做法，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者是不让它们回来。第5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3）
柴德立兹：随着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何差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是否正在消失？
朱镕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仍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我们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同。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探索过程之中，目的是要发展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中国为探索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进行了各种尝试。开始是依照苏联模式，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经过多年尝试，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滋长了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这显然不能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继续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社会公正。我们相信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尽管此前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我们不会照搬其他党派或国家的做法，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这种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柴德立兹：中国能从新加坡、日本这些成功的亚洲国家身上学到什么？
朱镕基：我们充分参考了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经验。但是，中国与它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新加坡很小；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而新加坡没有。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外部资源，而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但新加坡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如城市发展、开发区建设、金融和旅游业发展等。
柴德立兹：很多人担心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上不易相处的伙伴。你对此有何回应？
朱镕基：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可能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凭历史教训得出这一结论：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扩张。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他们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好好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还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中国过去饱受列强欺凌，而从来没有欺凌过任何国家。即便中国在很久以后经济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永远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其次，这种担心是那些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散布的。总之，中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威胁。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也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去年，我访问了北欧，几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都抱怨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这样做也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企业有责任对他的工作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此外，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而企业还可以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安排一些职工就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岗不离职”。
现在，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第6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4）
柴德立兹：世界上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出口继续扩大。他们会说，中国追求一切好处，却跟日本一样，别人进不了它的市场。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中，我们只占很小的比例，大约是2％或3％。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