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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便可了解作一个这样“盛世”文人的可怜了。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巳亥杂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所以，对时下流行的“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这三朝，似有“盛世”之象，但无“盛世”之实，即以康熙为例，八岁登基，十五亲政，内除鳌拜，外平三藩，收复台湾，抵制沙俄，敉平叛乱，巩固政权，治国六十年，只能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后期，吏治渐弛，官员腐败，贪风日炽，国库虚空，等到雍正接班上台，康熙留给他的固定资产，倒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然而只有区区七百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真可以说是到了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程度。
据说，公元1664年，崇祯在煤山上吊那时，李自成进城，打开国库，看到白花花的七千万两银子，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国之君的，经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从来不提“盛世”的国帑存银，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连文官的俸，武将的饷，也差点发放不出来。
所以，康雍乾三朝，难以称为“盛世”，不但在经济上比不上汉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汉之胸襟，唐之气魄了。一个视知识分子为敌的病态政权，一个年平均一次文字狱的恐怖政权，能出现“盛世”气象，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清人进关，是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其心灵深处，对于文化，对于文明，对于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拥有深厚文明积淀的，然而是被他们统治着的，非我族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胎里带的怀疑，猜忌，不信任，视作异己的劣根性，是很难排除的。
虽然，康熙设馆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设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个人一生写诗四万首，数量等于唐诗总和，至今还无一个中国诗人打破他的高产纪录。这一切，说明这些帝王，早已脱离了骑在马背上剽劫游牧为生的文化落后，原始愚昧的状态。尤其康熙，对于自然科学，诸如历算、数学、水利、测量，多所涉猎，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中间，很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们个人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种精神上的软肋，这种灵魂上的忌讳，是万万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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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4）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着呢，警惧着呢，要是碰到了，触犯了，那就必然要大开杀戒，绝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悲剧，莫不由此而来。我不知道时下那班倡“盛世说”的清史专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编剧，是何居心，要闭着眼睛歪曲这段史实。
难道他们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所起到的扼杀思想，控制精神，消滅異端、堵绝才路，戕害精英，箝制学术、奴化国民，愚昧百姓的罪恶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诚惶诚恐，有罪该死，普天之下，悉皆磕头，万马俱喑，鸦雀无声的沉沦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三朝“盛世”，以至于使中国整整落后了世界三百多年吗？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了。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而，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试想，如此文字狱窒息下的中国，能够“盛世”得起来吗？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生活。善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之而出之也。”因叹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从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独立特行者。其实，从他不罢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杠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近人孟森，对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作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的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入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森《字贯案》）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汉族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 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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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陈子龙之死（1）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莫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縴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 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