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又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作出了相应规定。1996年国家又将“科教兴国”立为基本国策，并要求加大教育投入。然而，仅从4％这个目标看，无论是用预算内教育经费抑或是全部财政教育经费计算，这个目标至今没有一年完成过。1992年以来，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没有超过3％，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一直在％以下。
最近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些初始条件差的地区可能会选择放弃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竞争，而将更大比重用在取悦于当地居民的非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或是政府自身的消费上面。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后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东部省份，其先天的地理位置、人才资源等先天禀赋更难望东部之项背。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外资和人才的具有强力磁场。对于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地区来说，放弃或许是一种减负。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远不是明智之举。但是，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可能再次发挥作用。因为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时采用的是相对绩效评估的方式，所以在内陆地区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财政资源的匮乏使其可能发展出更为极端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结构。注意到这一点，落后地区一边是遍地光鲜的开发区、宽阔的道路，另一边是破旧的校舍、贫困的教师，那么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的“二元”政府： 它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不遗余力，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却动力不足。地方政府将其在文教科卫项目上的支出一再压缩，国家规定的最低支出标准沦为一纸空文。地方政府未尽其责的结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过度市场化带来的不公平。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基本不成功。同样的质疑也在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不绝于耳。
经济学的逻辑一贯强调：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但企业化了的政府还有兴趣关心“非赢利”的公共事业吗？
当心政府的企业家精神（5）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式分权的成本和收益的动态变化，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现有的主流意见认为应该增加其他的政绩考核标准，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原教旨主义”。提倡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动议。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治标之策。
‖路在何方？‖
首先，应改革中国财政支出体制安排本身。教育投入困境清晰地表明，中国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使得财政在投入上失去了保障，这也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借口，而中央政府政策规定也因为支出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而变得难以实施。因而，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2002年我国开始启动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地方所得税的50％上收中央，并将中央全部所得用于不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2003年继续将这一比例提高到60％。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一政策使得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在2002年下降了，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上升了，2003年新增的10％政策调整对基本建设投资和科教文卫投入比重的边际影响分别为和。这表明，改变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有效地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其次，确立支出责任之后，要相应地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现行税制虽然强化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但没有改变原有的支出责任分配，这样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垂直向的财政缺口，这必须由转移支付来填补，而如何处理富裕省份的抵制将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此外，虽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但是整个税收规模依然较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差异性强、以及还需为国有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提供大量资金的政府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太低了。
再次，应实施全国视角的地区平衡政策。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条件迥异，发展模式不能单一地追求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是优化中国发展绩效的必要途径。按照地区区位和资源分布，在中国形成东部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中部以重工业和种植业为主的格局，而西部以资源开发和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是大势所趋。我们知道，正是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使得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在工业发达的同时，也是农业强国。中国要实现这种分布，重要一点就是要放宽人口流动政策。用长期眼光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还应该进一步增加，而西部一些不太适合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的地区，人口应该转移出去。与这种全国性的区域政策相连，就不能对西部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求过高。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并不是越激烈越好，因而规范竞争秩序显得尤为重要。这中间，改善政绩考核的机制是必然的一步。主流的意见认为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应该加入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标。可是，指标多了考核就变得没有效力。其实，更为直接的考核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考核，因为没有人比辖区里的居民对当地官员的表现更关心且更有发言权的了。
本质上，如何保持地方政府的适度积极性同时实现由生产型（功能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是我们近期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1）
几天前刚一回来，朋友就告诉我，下午有个人来找过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描述的那个人，更奇怪的是据说他要和我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遇到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不过我又有些担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难有效地讨论问题的。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写就的，这样论文送审到一些“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手中，通常会很成问题。再者，既便我们有社会学所说的“共同经验范畴”，但十个经济学家通常会有十一种不同的答案——何况是我这样对经济学参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电脑，还没浏览几个网页，朋友又跑过来说那人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回来了，他马上就过来。
来者是位中年男士。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讨论的问题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了。
问题的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保罗·克鲁格曼是最著名的质疑者，他因成功地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艾伦·杨格，他长期致力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十分相似。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FDI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生产的效率虽然在1978年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进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东亚模式的问题表现为“资本深化”，也就是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是投资过多带来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这位造访者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十分丰富，因而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没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个自然的结论是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了生产潜能的发挥，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这样，我们讨论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资过多还是需求不足，拖累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以福利为内涵的增长步伐。
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并且认为增长的真谛在于实现更多的消费也是无可争议的。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另外，现实中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提供产品服务的成本从而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2）
和许多人一样，我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需求方面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投资是经济行为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决定储蓄和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同样，持续的投资膨胀可能真的已经导致增长效率的下降。或者说，从需求的角度，通过高投资形成的供给并不是最有效的，市场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
我们知道，同样是增加产出，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也可以通过投入固定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属于前者。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强烈的依赖。而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高额储蓄率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下降。这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构成巨大挑战。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持续高投资的形成根源。我想，这其中强势政府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在东亚比较中看出。在东亚，儒家传统的勤俭通常被当作是高储蓄的原因，而高储蓄则形成了高投资。可是，这无疑是在说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经济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东亚的政府扮演了推动高投资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型战略是政府集中资源搞建设的合理理由。而在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推动了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为主的投资热情。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