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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卖法，不是犯罪团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纪法典，更不是纠缠着法律哲学的老古董。我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态度也带进了讨论班。不过，当冬天渐渐来临，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能撒手脱身——不管是从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还是那种抓住了讨论班里学生们的热度，都将我紧紧地吸引住了。一开始，我还装做只想参加学术研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热情。但是我愈来愈得寸进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热中沉迷。其他人也许觉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几个月自己却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其中有归属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与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间意气相投的感觉。
《朗读者》20（1）
审判在一座邻近城市举行，离本城一个钟头车程。我从前还没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天，开车的是另一位同学。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了解这座城市。
那是个礼拜四，审判在礼拜一就开始了。已经审讯了三天，可是时间都花在辩护人提出所谓“偏见回避”的动议上面了。我们是第四组，要见证对被告人本身的审问，也就是真正审讯的开始。
我们开上贝格路，头顶心上果树正是繁花似锦。我们一路上情绪高涨，终于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了。我们并不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旁观者、聆听者或记录者。观察、聆听和记录不过是我们对评价历史的一份贡献。
法庭设在一座世纪之交建造的大楼里，那时典型的法院建筑是阴沉昏暗和装腔作势，这栋建筑物却没有沾染这一风尚。刑事审判法庭设在一间大厅，室内左边开着一溜儿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闲观者的视线，但也透进来大部分光线。窗前坐着检察官们，衬着背后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他们只是略有轮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黑袍子的法官、六名当地选出来的公民组成，坐在大厅的正前方。被告和他们律师的坐席设在右侧，他们人数很多，添加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厅中间，直抵观众席。这样一来，有几名被告和律师就是背向我们坐着。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汉娜！
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一听“汉娜·施密茨”这个名字，就马上明白了。随后，我也立刻认出了那身体，那脑袋，挽着一个很奇特的发髻；那头颈，那宽阔的背部，还有那强壮的臂膀。她把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她的双臂闲搁在两旁。她穿着一袭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
一时，我只听见审判官跟她在一问一答。
是！她愿意站着说话。是！她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出生在赫尔曼市，现在四十三岁。是！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在１９４３年秋天加入了党卫队。
“你是自愿加入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当时西门子曾经要提升你当工头，你还是加入了党卫队，是吗？”
汉娜的辩护人一跃而起：
“请问这里说的‘尽管’是什么意思？是否想假设，一位妇女在西门子被提升到工头的位置，她就不应该加入党卫队了？我认为，这只是我的当事人当时的一项决定，没有理由成为提问的话题。”
他坐下了。他是辩护人当中最年轻的，其他人年纪都比较老。其中还有几个老纳粹分子，这点是渐渐###出来了。这些人使用着特定行话和固有推理，汉娜的律师一概不予理会。但是，他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这对他的当事人必然造成损害；就像他的上述同事一样，他们又臭又长的纳粹腔调，对于他们的当事人也有百害而无一利。话说回来，他这一次的确赢了这个回合，审判长看来有点尴尬，对汉娜为什么参加党卫队的问题，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这个局面却促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之所以加入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迫不得已。这点对她不利，马上就会见分晓。陪审团里有人问汉娜，在党卫队里面她希望做什么工作。汉娜回答，她看到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招收女###看守，她就申请了，也给录取了。虽然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了，但造成的负面印象已经无法消除。。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朗读者》20（2）
审判长又要求汉娜，必须用是或否这样的单词来回答下列问题。汉娜回答是，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年初，以后转到波兰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牢到１９４５年的那个冬天。接着，汉娜又回答是，当时集中营囚犯被勒令西迁，她也一路跟着。接下来，战争结束时她是在卡塞尔。从那时以后，她辗转于许多城市之间工作生活，在我们市一呆就是八年，她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居住得这么长久过。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说明她有逃跑的嫌疑吗？”汉娜的律师经常表现出这样的讥讽口吻。“我的当事人每次搬到新地方，或者离开老地方，都到警察局登记或者注销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逃跑，她也没有任何事物需要隐藏。请问，是不是治安法官觉得，由于对我的当事人指控的案情有引起公愤的风险，就不能宣判她无罪释放呢？我尊敬的法官大人，这是纳粹抓人的理由，是纳粹引进的，纳粹以后就已经废除了。现在，这种东西早已不存在了。”这名律师说话中带有充满恶意的洋洋得意，有些人说在戳辛辣刺激的真理时也是这样的。
我很震惊。我意识到，我早已认为逮捕汉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对她的控告有分量，对她的怀疑很强烈，这些我一时都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反过来说，如果她的律师赢了，我就被迫要跟她重新见面，我首先要费尽心思说服自己，我愿意怎样同她重逢，又应该怎样同她重逢。可惜，我还看不出这名律师怎么便会赢不了这场官司。再说，如果迄今为止汉娜从来没有要逃避法律，那她现在为什么要逃避呢？她又想掩饰什么呢？在当时，并没有其他逮捕汉娜的理由。
审判长似乎又陷入了尴尬，不过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原来是他的一种特殊计谋。每当他碰到了一番拖延时机或令人恼怒的发言，他就会拿掉眼镜，用一种视而不见的空洞神情看着发言者，同时皱起前额，完全忽略这一发言，要不，他会说出一些简短套话，诸如“那么，您是指……”或“您是要想说……”之类，并且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法官就用这种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对于这段发言毫无兴趣，如果要强迫他聆听毫无用处。
“那么，您是指治安法官错误地理解了如下事实，即被告人曾经完全无视写给她的信函或传票，她从来没有到警察局，到检察官，或到执行法官那儿去说清楚过。您是想提出一项动议，要取消逮捕令吗？”
律师真的提交了这么一项动议，但给法庭驳回了。
《朗读者》21（1）
这场审判我连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都很吃惊。教授则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把上一组听到的、看到的传达给下一组，在当中起到衔接的作用了。
只有一次，汉娜抬起眼睛向观众席望过来，看见了我。一般情况，她都是由女法警领着，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整个审判过程中她都只注视着长椅。她看起来很高傲，从来不跟其他被告讲话，甚至也不理会她的律师。不过，随着审判的深入，其他被告之间交谈也越来越少了。当法庭休息时，他们一般只同各自的亲戚朋友呆在一起。早上来的时候，他们一看见这些亲戚朋友在长椅上坐下，就会招手致意。只有汉娜，休息时也老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于是，我就从背后看她。我看她的脑袋，她的头颈，她的肩膀。当审问涉及到她时，她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每当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诽谤或者攻击时，就会挣扎着进行反驳。这时，她双肩向前方左右摇摆，头颈也会胀起来，连肌肉的抽动都看得见。可是，她的反驳总是不被法庭采纳，于是，她就又把肩膀垂下，这两者都已经变成常规了。她从不耸肩，也不摇头。她太紧张，哪里会做得出像耸肩摇头那么悠闲的动作？同时，她也不把脑袋侧转一个角度，或者垂下，或者用手去支撑下巴。她一坐下就冻僵了，这么坐着真是受罪。
有时，她的一绺秀发会从紧束的发髻溜出，打着卷儿，垂到她头颈背后，在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有时，汉娜会穿一身连衫裙，领口开得很低，连她左肩膀上的胎记都可以看得见。这让我回忆起来我怎么吹散她项上的秀发，吻那脖颈，吻那肩膀上的胎记。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在审讯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偶尔我也会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极力去想像，汉娜当时如何实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时也回想她颈上的秀发、肩上的胎记，这些都是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就像打了一剂麻醉针的胳膊，又被一只手死命掐着一样。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却发出曾经捏过胳膊的信息，而神志对这两者全都无知，混沌一团，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会儿，神志就把这两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许，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发白了。过了好一会儿，血液才重新涌回来，那被捏之处也才恢复血色。不过，这并不能把感觉带回来。
那么，是谁给我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于是，我看得见自己在大学的所作所为，看得见我如何对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内心我竟然只感觉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计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妙。实际上，这一审判也已经把他们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身心更疲，声音更尖。好在，夜里他们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电，第二天早上故态复萌，时而低声嗡嗡，时而尖声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时前一样。检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趋，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首先是因为法庭上展示的事实及其后果简直把他们给吓住了，接着，麻木不仁又把他们给镇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