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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的这种秩序格局决定了在组织管理关系中，家长制成为通行的规则，“家长”或“长官”具有无上的权威，其管理如同家长对家庭的管理一样。
3。个人的身份及行为规范
家族组织按照基本血缘伦理构建出的等级制度，确定了个人的身份，并以与其身份相一致的行为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个人只有通过其所在的家族组织才能被识别，个体行为被规定和束缚在这种纲常秩序的“礼”的节制框架中，难有个人的自由、自主、平等与独立。
家族身份规范具有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个人如果超越或挑战这种身份规范，就会背上“为父不仁”、“为妻不贤”、“为子不孝”、“以下犯上”和“大逆不道”的罪名。因此，大部分人会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行为规范，有能力的人必须全力以赴照顾别人的需要，以维持家庭中的和谐。
与身份相关的生产生活职能分担，也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进行。亲情重于制度，信用代替契约，理念代替规则。
家族组织基本特征
1。基本价值——“礼”和“孝”
以血缘基础、等级序列和身份行为规范构成的家族组织，其基本价值是“礼”和“孝”。
中国人的孝始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终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有很多故事，如卧冰求鲤等。
儒家讲，对民众的管理不但要“道之以德”，还要“齐之以礼”，也就是用合乎“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典章制度进行管理的治理方式。古代的礼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大至国家、小至家庭进行规范管理的制度、如“以礼待人”、“礼尚往来”等。
总之，“礼”和“孝”这种基本价值体现在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李泽厚语）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
2。根本目标——族群利益至上，族群延续至上
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组织的凝聚力强，个人依赖于家族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身份都和家族组织的存续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关系约束下，族群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族群的持续发展是家族组织最基本的目标。
个人自身也压抑、掩盖甚至贬低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族群的伦常结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是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人们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3。信仰——祖先崇拜，重生重情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没有类似上帝的外部力量约束人的心灵。一方面，中国人把精神寄托于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为个人树立了行为的标准和榜样，也使个人形成了学习先人、追求“内圣”的人生理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上帝和人这种两个世界的存在，中国人更加注重现实和人际感情。人们不相信上帝审判或者来世天国之说，于是人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以家族组织为基本纽带的人际网络中。中国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中国人产生轻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的观念和以家庭、亲情为中心的伦理。
2。3由家族到社会——家族组织的基础性
家族——社会——宗教
悠久和深厚的“家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突出特征。家族及家族伦理不但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的基础因素。
“家文化”特别注重家族之间的亲情，追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的境界，强调“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为了维护“家”的稳定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的发达兴旺，中国传统家族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亲属关系，并形成了几千年一贯的宗法式的“家族主义”行为规范、观念体系和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是：以父系单系家长权威为轴心，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族亲情关系，以及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里，每个家族成员都依附于家，视家为根，都对家的利益、声誉和兴旺负有责任，并且对家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在家族群体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一旦超出这个圈子与“圈外人”交往时，信任感便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种传统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它的信任感仅局限于家族范围或“自己人的圈子”里，而不扩大到非亲非故的交往关系中，因此社会信任度低。
正如费孝通所言，我国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呈波浪状扩散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亲疏有序、远近有别的人际关系网络。家族观念在人们心中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厚而浓烈。传统儒家以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观念体系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再引申到宗教。从本质上来说，家庭血缘伦理（亲子之爱、兄弟之爱）、社会政治伦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宗教观念（三年之丧、祖先崇拜）三个层次是内在同构的，即遵循的是一套逻辑。道德规范、政治行为规范成为中国管理传统中的重要规范。道德约束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道德约束与政治行为规范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信条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人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
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特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多年来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基础，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实践和家族组织形式得以稳定发展，同时要求家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其他特征扩张到其他的社会组织中去，使得家族血缘关系和形成的人际情感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李泽厚语）。
组织基础与基本观念的统一性
构成传统管理基础的基本观念和家族组织，具有内在一致、价值契合、互为印证、强化的特征。
一方面，家族组织内在的血缘基础、等级系列、伦理规范，与“天人合一”、“中庸”、“和合”、“阴阳平衡”等基本观念中体现的“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的内在规则和秩序遵循的是统一的规则或“道”，家族组织构成的纽带和秩序规范暗合了“天道人道”。家族组织是基本宇宙、人生观在人的群体、组织中的载体和体现，维护家族血缘伦理规范的同时，也是遵循、强化、维护“天道人道”的过程。由此，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规范便由自然种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和维持人际矛盾和冲突的规范，上升为符合宇宙人生内在规则、符合“天意”、具有哲学意味和命定性质的法则。
另一方面，中国先祖形成的基本观念，作为对宇宙、对人生的基本认识和信念，不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要体现、贯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关于“天人合一”、世间一切无不受自然之道支配的认识，关于阴阳相生相克、变化生生不息、取“中”用“中”的变化规律和行为信条方面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基本观念一致的儒家有关积极入世、尊崇祖先、忠孝节义等一系列行为信条，要体现、贯彻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首先要贯彻、体现到须臾不离的日常家庭生产生活中去。家族血缘伦理秩序的形成、维持、强化，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同构的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在基本观念基础上构建基本组织单元、构建社会、获得信仰寄托和情感皈依的努力、“社会性事实”和意义投射。
这两种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印证和强化，形成中国文化中自然和社会、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高度一致、一体的整体性和完成性，成为一种一般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中国传统的管理，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中，受其中基础和内在规则约束，同时又巩固其生存基础，实现和强化文化的规则和精神的管理。
归结起来可以认为，家族乃中国传统管理最基本的渊源和集大成者。家族既是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生成的结构化、制度化形式；也是“情理交融”意义上理性、自然性“融会贯通”的组织形态；同时还是表现为祖先崇拜、家国情怀，与基本观念契合的“意义象征”系统。家族本身，建立于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之上，是一套理性系统，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它把理性和感性熔于一炉，自我生成目标和相应管理规范，同时也提炼升华出相应价值意义，既是意义之母，也是意义之体现。家族是中国式管理总根所在。
2。4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确定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类似西方文化中的独立个体。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约束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个人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没有脱离家庭和社会伦理格局的独立自我，只有格局、秩序中的人和身份规定了的人的行为。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人有深刻的等级观念。这种伦理秩序不仅是确定个人地位、价值、应当行为的一套规范，而且上升为一套一般的尺度和标准。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排出个高低，找不出等级格局中的位置，就会无所适从，必先定上下而后安。对上应该以“孝”和“忠”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对待家族组织，主要的原则是要“孝”；对待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忠”，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对下则应该仁、慈、德、爱。
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则讲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