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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新浪的编辑打来电话，用温柔的人的声音说：“我们给您开了一个博客。”我问博客是什么东西，答曰你上去就知道了。说句不正经的笑话，这很像傻小子娶媳妇儿，他问媳妇儿是什么东西，媒婆说，你上去就知道了。我当时的心情，是狼窝虎穴都可以闯的。于是，便上了这艘贼船。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十二月九日，东博书院就天然地跟“一二·九”发生了关联。
后来的情形，大家都可以在书院里看到了。书院的轨迹，同时记载着自己的历史，正如受伤的东北虎在雪原上前行，鲜血滴落在步步走过的每一朵洁白而硕大的梅花里。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一边养伤，一边工作。于是我收获了很多快乐，结识了很多不曾谋面的新朋友。我知道了什么是博客，而且成为博客界的名士，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现象”。我不会使用任何技术软件，不曾雇用任何写手，也不曾叫骂过任何新老名流，就靠自己一个脚印一朵梅花的耕耘，东博书院的点击排行进入了前100，又进入了前50，前30，前20，最高达到过第17，现在点击总数将近700万，这真是奇迹。但我以为这又似乎不大正常，学者作家的关注率不应该这么高的，文体明星、工商富豪们的博客应该把前100名占满才对，大家都关心文学和思想，说明社会不太平。总在前100名里盘踞着，不但容易诱发自己的虚荣心，而且言多必失，一旦说了错话，会误导很多人的。
但人间总还是有大碗大碗的温暖，源源向我送来，使我难于罢手。我在此向所有关注过东博书院的朋友，表示不加定语的感谢。记得书院初期，曾有陈嘉映先生、蓓蓓女士、牧羊女小姐等热情辅导，教我怎么做首页，怎么复留言。那位牧羊女有段时间天天来抢沙发，让人又乐又气，现在好像工作忙，不怎么见面了，也许是换了名字。蓓蓓女士是位博士生，夏天毕了业，还结了婚，去了上海。后来有了高三·九班，求实、分钟、满庭芳、爱跑跑、心平、宇航、小三、小顺子、心慈、冰山来客、月移、月移她爹等朋友大力襄助，令我大有黄袍加身的惶惑。还有那些来批评我、批判我、包括谩骂我的，我今天都一致表示感谢吧，人生难得是缘分哪。记得有位“特立独行的猪”，还有“阿七”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生命的印记。那位“越战创伤”，跟他们盘肠大战，杀得天昏地暗。今日想来，真有“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意味。上半年还发生过南京媒体误以为我侮蔑南京的征讨，和清华研究生打电话失礼反诬我骂她的撒泼等等趣闻，都是足资证明当下中国的道德境况的。
东博书院就在这样的风日里长养着。我有空勤写，没空少写，出差了不能写。但朋友们总惯着我，随我怎么写，都有理解的声音。总有人看不起80后，但我知道，理解我的人群中，多数是80后。我们60后年轻时也有偏激处，我念本科时，也曾站在北大知识分子的狭隘立场上，说批判马寅初是什么“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说什么毛泽东只懂战争不懂经济，那不是读书还不够多，还没有系统研究过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嘛，而且最重要的，是接触社会太少，没有将三山五岳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本土生活结合起来嘛。我相信，80后中会成长起比我们60后更有成就更有出息的民族栋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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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一二·九”？（2）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标题中讲的如何纪念“一二·九”的问题了。我以为，“一二·九”运动的精神核心不是反对国民党，也不是反对日本人、美国人，“一二·九”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必须深入民众，团结民众，既要学习民众，也要教育民众。当前的中国，成就不小，麻烦颇多，矛盾很深，隐患极大。其根本原因，不在姓社姓资，也不在人口资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机器虽在，但国家垮了；组织关系虽在，但组织没了。工农联盟推倒了，城乡对立尖锐了。人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前现代，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内不能抗腐败，外不能抗列强。要不是靠着儒家的孝道观念，几亿年青人主动为国家分忧的话，那几亿老工人老农民恐怕就得活活饿死。而当这几亿青年人退休后，养活他们的只有两亿子女，中华民族又多了一重危机。
骂政府专制腐败固然痛快，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骂民众愚昧落后也有道理，但更于事无补。鲁迅的主要笔墨不是批评政府和民众，毛泽东也是。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真正“组织起来”的关键，在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不要以为读了几天书，就知道真理了，就不是俗人了，就可以随便教训人了，就谁都对不起你了。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起来”，不一定要靠政府，不一定要等政策，而应该依靠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的那点良心，主动地关心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毛泽东虽然说过“你们要关心天下大事”，但由于封建帝王思想作怪，他实际上替我们包办了天下大事。他自己搞得挺累，大家还不领情。今天，正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让我们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走向民众了。
眼前出现了影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站在车头号召民众的一幕。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号召起了整个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赶走了东洋西洋鬼子，建设起了两弹一星铁路大桥油田水库和遍地学校操场医疗站文化馆的现代新中国。今天，我们吃完了涮羊肉和水煮鱼之后，干点啥呢？
以此纪念“一二·九”，还有刚满一周岁的，东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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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1）
2006年12月22日，在这一年中黑夜最长的晚上，在去无锡的Z1次火车中，我随手读了《人民铁道》报上的一篇短文，袁鹰的《副刊上的领袖诗》，略有几分感触。
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于1958年6月30日写完后转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因为是感慨现实生活的新作，总编想发在头版——以前主席的旧作都给发在副刊，跟一般文人骚客同样对待的。可是主席忽然说要修改，结果国庆后才定稿，10月3日发表。主席把原稿中的“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改成“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处改动，颇具匠心，由俗套改为妙语，一种庄子《逍遥游》的浩大气势喷薄而出。但另两处改动我感觉值得商榷。
一处是原稿写“坐地日行三万里”，主席在数字上不自信，怕人家说自己是“伪科学”，便去征求了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说地球赤道周长4万公里，合8万华里。主席就改成了“坐地日行八万里”，看上去很科学了，而且显出地球转得更快，跟下句“巡天遥看一千河”配起来，仿佛评书里夸赞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似的，很有气魄。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并不住在赤道上啊，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不住在赤道附近的热带，而是住在回归线两侧的温带。主席自己住在北纬40度的北京，中学生朋友给算一下，他老人家每天跟着地球免费转一圈，恐怕是“三万里”更接近实际吧。所以这处改动既没有更“科学”，也没有增添诗意，反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地理和物理知识方面，削弱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主席就说好吧，咱们发动群众，轰麻雀、捉老鼠，弄得鸟不聊生。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因为麻雀吃害虫，是保护庄稼的。主席便说好吧，咱不打麻雀了，光打帝修反。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主席全力支持。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
主席被科学家折腾了很多回，终于摸索出了对待这些科学家的“科学规律”，就是对于科学家的话，既要尊重，也要反思。既不要搞“伪科学”，也不要随便给别人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注意不要搞“唯科学”。实事求是，历史地、辨证地、联系地、全面地、不断质疑地看问题，可能才是最“科学”的。比如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已成定论，李四光都不敢说太冒险的话。但主席心想：我们炎黄子孙造了什么孽啦？这么大个地球，那石油就埋在别人脚底下，这么大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就偏偏没有？难道那石油是耶和华和穆罕默德家的私产？
主席不懂什么地质构造啊、什么陆相沉积啊、什么第四纪冰川啊，但是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去求什么人。他就麻烦李四光他们再找找、再找找，就如同秋菊麻烦律师“给个说法”一样。结果一找，找出个大庆；再找，找出个胜利，于是，就找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力能源，等于找出了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挺直腰板说话的两枚腰子。
毛泽东的医生让他减肥，理由是书上都说人应该瘦一点好。主席说：你那个书上，说瘦一点好，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本书上，说胖一点好。这话听起来真像“伪科学”呀，可是那个医生等了十年，真的看到了有本书上说胖一点好，望着毛泽东的遗像，他不由得痴了。这究竟是科学的胜利还是科学的失败呢？
毛泽东《送瘟神》改动最大的一处，是改了整个的一句。原稿第一首最后写的是“牛郎欲问人间事，那个瘟公尚在么？”现在改成“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现在这样，当然也很好，高雅庄重，悲天悯人。但我觉得主席还是担心文学大师们说他“土”。“八万里”是向自然科学家致敬，“逐逝波”则是向人文科学家低头。劳动人民要是都像他老人家这样瞻前顾后地害怕“不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敢试验，那就甭想消灭那些天花梅毒传染病啦。
华佗无奈小虫何（2）
其实原稿那句，分明更自然天成，下笔如神，把本来就出身劳动人民的牛郎给写活了，而且调侃风趣中流露出对瘟神的蔑视。鲁迅胡适一代五四思想家都指出中国人民的苦难之一是疾病横行，蒋介石最无奈的事情之一也是列强总叫中国人“东亚病夫”，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对待。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但抗美拒苏，移山倒海，而且一举消灭了大量传染病，把医疗卫生工作普及到几乎每一个穷乡僻壤，使国人寿命从30多增加到60多。这才是一篇消灭血吸虫的通讯报道激动得他“夜不能寐，遥望南天”的原因。所以原来的“那个瘟公尚在么？”才是毛泽东真正的自我脱口而出的精彩表现。
可惜我这番闲言碎语颇有废话的嫌疑，因为如今的牛郎据说已经等不得每年一次的鹊桥相会，组织了“二十八宿一夜情”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