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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现在很多热爱毛泽东的朋友说那个时代是没有腐败的，这我不同意。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是有腐败的，不然毛泽东还发动“文革”干什么？“文革”失败了，所以腐败愈演愈烈了。不能说改革开放就必然带来腐败，而要思考用“文革”那种方式真的能够消除腐败吗？当然，那时候腐败的程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班里还有一位叫何丽君的女生也是少先队候选人，但因为她爷爷是资本家而没有通过政审。我看见何丽君趴在课桌上哭得真可怜，心想她爷爷是资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住在我家5栋对面的11栋，长得白白净净，穿的干干净净，书包是绣花的，课本用塑料皮儿包着，削铅笔不用小刀，而用“铅笔拧子”——北京叫“转笔刀”，不如东北话形象。可是她学习好，爱发言，扫除勤快，主动给老师擦黑板，全班一致选我俩当少先队的，凭什么就不行呢？我问高老师凭啥不行，高老师说：“你真幼稚，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她爷爷是资本家呀。你爸爸要是地主，也一样不行。”“文革”最令我反感的极左思维之一就是血统论。现在其实仍然有血统论，只不过颠倒一下，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就一定愚昧、野蛮、落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懂得八荣八耻……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崩嘎崩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希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希罕我，但高老师决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希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我最早的老师（3）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悼念我的大姨（1）
今天上午到北大招办开会，得知清华留美学生，在美国获硕士的多，而北大获博士的多，仅1999年至2003年就多出100余人。不过硕士博士又有什么重要呢？然后到系里办事。中文系今年已经有6位教授辞世，上半年是汪景寿、孟二冬，下半年这两个月内便走了林庚、林焘、储斌杰加上前几天的徐通锵。此前，也就是林焘教授逝世后不久，我在香港遇见韩国济州大学的宋宣教授，她是林焘的博士，1999年毕业的，尚不知道林焘先生已经去世，听我一说，非常难过，连活动也不参加了。今天系里一片忙碌，灵堂那边不断有吊唁的送来花圈挽联。我跟办公室杨主任说，做点道场吧，共产党人也要敬天畏人啊。
从系里回来吃了午饭，白面卷子玉米粥，黄瓜蘸酱白菜汤。整理了报刊来信，开始备课。忽然大姨家表弟打来电话，他素来持重严谨，从不轻易打电话的，我料到必有要事。表弟冷静地说：“我妈快不行了。”我啊了一声，赶快叫老母亲接电话。母亲接电话后很是难过悲伤，我劝她平静。然后迅速请人去买今晚的车票，并给表弟短信，为大姨祈祷。心情烦躁，看不下书，便用扑克牌占卜——是个凶卦。两小时后，车票买到，我短信告诉表弟车次。表弟回复说：“我妈已经病故。”我心中一沉，努力保持镇定，为的是不刺激母亲。在给表弟发短信时，大姨的形象一幕一幕涌上了我的脑海。
我的外祖父一家，祖籍山东海阳，后来闯关东到了黑龙江五常。外祖父勤劳精###狠手重，是当地著名的一位财主。他老人家还健在，已经95岁了，以后我会写写他的事迹的。他有一儿三女，我的舅舅和老姨都在他身边，我的大姨和母亲则先后闯到了哈尔滨。大姨和大姨父都勤俭持家，虽然生了三儿一女，但生活比我家要好。我母亲是二女儿，过日子本来就比不上大姐，加上我父亲是个老八路、大酒鬼，双职工养活一儿一女，居然多年买不起一块手表。而我大姨父是个铁路上的基层职员，家里却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摩托，有猎枪，后来为了不露富又卖了。大姨家干净整洁、大红松木地板擦得油光可鉴，我的表兄弟们也都穿得比我好。我每次去大姨家，除了喜欢他们家的房子以外，也很喜欢他们家自己腌的小菜。我的表兄弟们高大英俊，都很能干，动手能力比我强。大哥几乎什么都能制造，不仅会挖菜窖、盖房子，而且从台灯到收音机，都是自己造的。后来还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而他的学历只是技校毕业。我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起现在的博士硕士？这可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我从小就认识太多太多的劳动人民中的专家能手。让这些人都下了岗，实在是这个国家的特大损失。我在哈尔滨的市民里，基本属于“啥也不会干”的，走投无路，只好考进北大混日子。没想到混进知识分子队伍后，我竟摇身一变，属于“啥都能干”的。挑水劈柴，做饭补衣，溜冰划船，打架斗殴，居然都是能手。最可笑的，是在哈尔滨属于“根本不会喝酒”的我，在文化界被叫做“北大醉侠”，最近还被文化部中国酒文化协会聘为首席顾问。要不为什么我总是提醒年轻朋友们切勿轻信媒体，切勿轻信知识分子呢？
我小时候曾经算过，大姨家比我家的收入只多20块钱左右，但是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属于那时的“中产阶级”。亲戚们去他家拜年，他家能够做出20多道菜，而我家只能做出8道。这里面蕴涵着大姨多少的心血啊。我去大姨家，大姨总能给我美味的零食，榛子松籽爆米花啊，高粱饴啊，山丁子啊。但是我注意到，大姨总是很瘦，总是一副操劳的神态。她起早贪黑地工作，照顾丈夫和孩子，还要在亲戚中保持大姐的形象，真是“含辛茹苦”。有很多年，大姨在郊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赶小火车，晚上回家，天都黑了，真是“披星戴月”。她的孩子们很小就都能持家，当父母回家的时候，饭菜已经做好了。而我只能生起炉子热好主食，坐在黑暗里背唐诗，等着父母回来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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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的大姨（2）
大姨总是谦虚客气，总是称赞别人家的优点。但能够看出，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的。我前几年回哈去看她，我说还记得小时候她家最早住砖街6号，后来住瓦街8号，大姨非常高兴，说我外甥就是记性好。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而且都有了健壮的第三代。大姨和大姨父住在一个新的小区的顶层，每天爬楼梯当作锻炼身体，还在赠送的楼顶露台上养了一大片花草。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70多岁的大姨满头白发，一脸皱纹，身体开始衰弱，心脏也不爱好好工作了。我说我太忙了，不能经常回哈来看你们。大姨说：“没事儿，我外甥从小就是名人，你不忙谁忙啊？我在电视上看见我外甥就行啦！”亲戚们的宽慰，却常常令我惭愧。我东跑西颠无事瞎忙，而为自己的亲人们做的事情太少了。
刚才去查字典，找那个“”字。猛然想起，我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社会科学词典》，就是我考上北大的那个暑假，大姨和大姨父给我买的。那词典我一直用着，勒口都摸黑了。当时大姨说，这东啊真不容易，考上北大了，还自个儿到工地上打工攒学费，大姨知道你希罕书，就给你买两本你需要的书吧。
我到北大的第一个寒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