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里彻底的绝望，使得他变成这个样子。——但，其实他还有一线希望，他不断自我肯定自己这件事做对了，其实就是缘于他担心自己绝望得不够彻底，毁灭得不够决然，而已经到了今天这糟糕地步，与众人都已反目，他觉得自己已被老师朋友恋人所抛下、厌弃，若有留恋愧悔，就会更加痛苦，更难面对。……但他又看得见自己的可怜与惨不忍睹，风度形象尽失，前程无光，于是恨不能更快一步走向毁灭，走向最后。——他越看到自己现在的可怜与狼狈，别人越是厌弃他，说他疯了，他就越觉得自己无可挽救了，无法弥补了，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干脆继续，把一切一下子统统毁个彻底。——这何尝不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需索与要求呢。所以，就多让他几分好了。
其实也不必劝，当父亲的就是欠儿子的。没跟人家商量就把人家鼓捣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来——父亲永远是对不起儿子的。父慈子孝，都是不能强求的，只能靠个人觉悟。强求了，就成为封建礼教，早晚要被打倒。打倒了之后，再后悔，再想起父亲的渊深和伟岸。
我小时也经常被父母打，而且打得不合道理。但我留心到，父亲打得再凶猛——木棍打折了两根——他也不会打我的要害，木棍都是我用臂膀抵抗时击断的。所以我后来就不抵抗了，随便他打。而我不抵抗，父亲就觉得打起来没什么意思了，骂骂咧咧地说：“王八犊子，你以为我打不动你啦，我揍死你个王八犊子！”我觉得父亲很可怜，可是也不能因为可怜就故意向他挑衅啊。我上了大学后，慢慢原谅了父母对我的打骂，工农子弟，有几个不挨父母打骂的？我们为什么不多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单位体检时，医生说我此生都不会得肝炎了，因为我已经有了抗体，我四五岁时，得过一次急性肝炎。我想起父亲用宽厚的身体背着我，到太阳岛最好的医院去看。大夫说没救了，听天由命吧，看这孩子多聪明，开两瓶葡萄糖，你回去自己给孩子注射吧。父亲也没跟我说什么，就带我在松花江玩了大半天。父亲是半个军医，回到家里，他说，葡萄糖打了也没什么用，不过是营养药，打葡萄糖特别疼，大人都疼得叫唤，就别让孩子遭那个罪啦。于是，父亲就让我每天喝两杯葡萄糖，两大瓶喝完，我的肝炎就好了。我从难产出世，至今跟死神多次会猎，死神无一幸免。所以，我永远相信善的力量，博大的胸怀，仁爱的境界，会战胜一切。
许多年后，洒家也当了父亲，洒家也打儿子。洒家的理论是，女儿不要打，儿子一定要打，不打不成才，身体的轻微痛楚是最好的“二进制刺激教育法”。但打儿子一是不能打身上，二是要让他明白为什么打，三是他明白了以后就不要打了。不过，当儿子的，总觉得父亲是最凶暴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天天宣传人跟畜牲都民主平等的时代，孩子都觉得家里人不好，外边人好，最好的是麦当劳。给孩子讲了道理，不要指望他当时明白，他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能够明白就功不唐捐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儿子了，因为我看到他越来越懂事了。身为人父，而没有儿子可打，有时未免无聊。深夜想起一次因为儿子顶撞奶奶而打儿子时，儿子悲愤地看着我，我心早软了，但仍然坚持虎着脸，否则前功尽弃也。父爱的难于体会，就因为这是一种羞于表露的情感。母亲一天到晚对孩子亲亲拍拍，哄得孩子都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而父亲藏在不苟言笑的表情甚至是打骂中的那份厚爱，有多少人子能够察知呢？
当我们父子严肃紧张地对峙时，我虎着脸，心里说：“你小子牛气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你么？连你的母亲也不知道，是我，是这个每年打你七八次的父亲，一边读博士，一边亲手给你洗过六千块尿布！在这个世界上，我只为你臭小子一个人，这么干过。”
父亲的胸怀（3）
昨天夜里，我隔海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他哼哼哈哈地跟我说了几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这当爹的很高兴，男子汉就是要感情不外露，不要动不动想念啊、孤独啊、我爱你呀，把好好的汉语都糟蹋了。男子汉遇事要反求诸己，当儿子的要自强，当父亲的要宽厚。日本侵略中国不对，但自强不息这一点，还是得了中国的真传的。当年日本发觉自己诸事不行后，并没有满世界嚷嚷我痛苦啊、中国害了我啊、朝鲜越南马来亚都不是好东西啊，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啊。日本迅速走出了不知羞耻的童年期，用自立门户的办法赢得了一个强国的席位。当然在儿子自立门户的过程中，作为父亲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借用古人的话说：日本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儿子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孙子而复哀儿子也。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怪圈呢？我想，既然人都是要长大的，也许从小就学习父亲的胸怀，从小就不要把自己定位成“儿子”，会有助于我们修养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自然的人，一个心里充满阳光的人吧。
我们学习韩国的什么？（1）
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热情和气度，其实一点不输给日本人，只是有时候学得不对路而已。我们不但学习欧美苏、日韩澳，连对以色列、伊拉克、乌拉圭、肯尼亚，都是以沧海不捐细流的心态，随时准备取经求宝的。例如近年来在“韩流”冲击下吧，我们就不但要向韩国学习当面点头哈腰背后下毒放箭的儒教，而且还要向韩国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了。
12月13日夜间，我搬出一摞书来，应张帆教授之托，帮他考证一个年号。他的朋友近日收得一尊韩国铜佛，上书“延嘉七年”，非汉非蒙非满，不知何谓也。我弄到半夜，终于考证出，“延嘉”乃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国的年号，相当于南北朝梁朝的中叶，延嘉元年为公元531年，即梁朝“中大通”三年，亦即北魏的“普泰”元年和当年改元的“中兴”元年。如此，韩国的“延嘉七年”所制的铜佛像，其年应为公元537年，即梁朝“大同”三年，东魏的“天平”四年，西魏的“大统”三年。因为此前中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都不熟悉古代朝鲜半岛政权的年号情况，所以多数人搞不清楚这个“延嘉”是怎么回事。韩国学者则欣喜地以此为证据，认为古代的韩国，就是跟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主权国家”了。
我任教韩国时，曾在旧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史记原文》，讲的是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今天的韩国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了，因为都是用汉语古文写的，所以叫做“原文”。我在韩国时，从本纪、年表，到杂志、列传，细细研读了一遍，因此到处向韩国朋友炫耀韩国历史掌故，使得他们有的更喜欢我，有的则开始冷淡我。今天反省一下，是我做得不对，弄斧走错门啦。
参考这本书的年表以及中国史书，知道梁朝的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高句丽的安臧王薨，其弟安原王宝延即位，是为安原王的“元年”。但是韩国古代的史书没有写明他们的年号，因为一般情况下，韩国古代使用中国中央政权的年号，如新罗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始行中国正朔”。后期的高丽和朝鲜更是直接奉中国年号。韩国古代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要经过中国朝廷册封，必须向中央政权朝贡。今天的韩国学者和导游故意含糊这一点，称韩国“皇帝”、“皇宫”、“皇后”云云，都是歪曲历史的。中国皇帝对韩国国王自称“朕”，双方是君臣关系，如隋高祖赐书责备高句丽的平原王，说他“虽称藩附，诚节未尽”，还说只要改正错误，“即是朕之良臣”，“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这是韩国古代学者写得明明白白而现在的学者想极力抹煞的。
韩国古代一般一个国王使用一个年号，中途改元比较少见。而且史书中写得模糊，仿佛两套年号一明一暗似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朝贡心态”。即以高句丽来说吧，所有的本纪中都没有标列年号，就是一个王薨了一个王即位这样的按照顺序写下来。安臧王被梁高祖封为“宁东将军都督营平二州诸事高句丽王”，“赐王衣冠剑佩”。但当时中国是南北朝，安臧王的使者从南方的梁朝回去，在海上被魏国抓住，送到洛阳，北魏孝明帝又封安臧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慰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所以，高句丽同时向南北两个皇帝朝贡。安原王四年，东魏还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此时高句丽首都为平壤。
《三国史记》中，标明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的只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则都没有，所以，“延嘉”之类，按照封建帝王的观点看来，其实都属于私自僭越的纪年，相当于###同志擅自规定上海的2006年为“良宇元年”。当写到新罗改奉大唐年号后，作者金富轼特别“论曰”了一段，说“偏邦小国，臣属天子之邦也，固不可以私名年……自称年号，惑矣”，现在奉行了唐号，“可谓过而能改者矣”。
现在韩国的某些学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极力否定和贬低中国古代对韩国的影响，甚至把高句丽说成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是当时反对“中国霸权”的急先锋，这种解读历史的思路很像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在韩国时看过一个电视连续专题片，字幕里有很多汉字，讲元朝皇帝有一个朝鲜妃子，如何用她的魅力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由韩国最著名的主持人解说，气势恢弘，激昂磅礴，让人哭笑不得。韩国学者跟日本学者一样，极力反对中国学者的爱国心，极力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可是他们自己干的是什么呢？不但把孔子老子研究成韩国人，四大发明也已经有两个研究成韩国的了。中医叫“韩医”，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医道，大米、火炕、射箭、房中术，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剩下的就是哪天证明汉字和围棋也是韩国人创造的了。中国民众一窝蜂地被韩流征服，认为韩国女人最漂亮，韩国男人最男人，韩国人天天吃烧烤，韩国人最懂礼貌，韩国真正继承了儒家传统，等等。没有人知道韩国天天在渗透延边，鼓动东北的朝鲜族独立，而朝鲜族同胞千辛万苦跑到韩国去打工，得到的却是屈辱的歧视和残酷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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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韩国的什么？（2）
古代的韩国人确实是很儒家的，对待历史和现实都按照所信奉的历史观，老老实实地秉直书写。随便翻开一页“新罗本纪”，就可看到这样的字句：
“冬十月，遣使大唐朝贡”；
“三月，唐高祖降使，册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
“遣使大唐朝贡，讼高句丽塞路，使不得朝”；
“秋七月，遣使大唐，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彼林邑献鹦鹉，犹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付使者归之”；
“春正月，王薨……唐太宗诏赠左光禄大夫。”
这里每个动词的使用，都极为合乎史传规范。降使册封，是对藩属国的礼仪。讼，是向中央政府告状，告高句丽自己享受朝贡带来的贸易便利和赏赐，却不许邻居有奶同吃。献美女，也是郡国对朝廷的忠心表示，而且称唐太宗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