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肯尼迪总统是人气极为旺盛的大众明星。起先，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尼克松总统的对手，然而他却以出色的演说征服了大众。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1963年11月遭到暗杀之后，肯尼迪总统更是被人们追捧为神话人物。最近，美国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肯尼迪是美国人最有好感的总统之一，甚至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国国民对他表示出好感。肯尼迪家族更是同时拥有财富和名誉的名门世家的象征。但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原来是爱尔兰移民，尽管没有丰厚的学问素养，却有着诚实的天主教伦理观。来到美国之后，他投身酿造事业，积攒了大量资金，然后以此为基础将儿子们送进了哈佛大学。
潘基文秘书长的一位朋友说：“潘基文比任何人都了解肯尼迪家族的历史。对他来说，肯尼迪总统就是成功的典范，只要拥有才华和热情，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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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参加外交官考试的大学时代（1）
没有考试，提前服兵役
1963年，潘基文考入首尔大学外交系。
因为他的梦想是外交官，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交系。但是，首尔大学外交系63级的新生们却听到了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选拔外交官的考试停止了。同校前辈们的情形也是如此。1960年，执掌大权的朴正熙总统任命二十六名军人为外交官，从而导致外交官需求消失，最后干脆取消了外交官考试。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外交官考试。潘基文大学时代的同学、前韩国驻越南大使柳泰铉先生有过这样的回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考进了大学，不料碰上了这种荒唐的局面，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了。大部分朋友都有很深的挫折感，整天沉迷于喝酒，内心很彷徨。”
学校里也变得乱七八糟了。
1964年，朴正熙政府开始准备韩日建交的会谈。当时，不仅学生，就连大学教授们也都反对会谈。另外，事情牵涉到外交方面，外交系的学生们更是自然而然地举行游行示威。直到第二年韩日建交正式达成协议，功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学生们每天聚集到学校门口游行示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学生们的示威前赴后继，政府下达了封锁学校令。于是，开学与封校反复交替，授课时间勉强过了一百天。讲第一堂课的时候，英语教授就说过，“不知道今年的情况怎么样，看来上不了课的日子也少不了”。第二天就开始了休课，直到期末考试，才上第二堂课，也是最后一堂课。别的课程也都差不多。
大学时代，每次碰到游行示威，潘基文从来不回避。尽管不是热血沸腾的参与者，然而看到朋友们艰苦的样子，他也会参加示威。因为他身材高大，有时候也站到队伍最前排。如果朋友们邀请他喝酒，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而拒绝。
但是，他仍然是个诚实的模范生。有位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还记得，每次到了考试的时候，潘基文的笔记本总是最有人气的抢手宝贝。
从1964年开始，前国土统一部长官申泰焕曾经担任了为期一年的首尔大学校长，从此引进了优等奖制度。当时除了体育课，潘基文所有的课程都能得到A以上的学分，所以被评选为优等生。另外，大学毕业的时候，KBS电视台的“对话首席毕业生”栏目甚至邀请潘基文参加节目，见证了他的优秀成绩。
当时，二十名新生之中有十名来自京畿、首尔、景福等首尔市的名牌高中，另外十名来自首尔以外的其他城市。除了庆南高中这样的地方名牌学校，真正来自乡下小城市的学生只有三四人，包括潘基文。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学生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明显，尽管如此，潘基文的家庭情况还是比较困难。如果不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自然没有余力顾及其他了。
偶尔喝醉了酒，朋友们会抱怨说：“考试也没有了，学习又有什么用。”每当这时，潘基文就会反问：“难道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吗？”朋友们说：“那时候潘基文用功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合格，谁也不知道究竟还能不能恢复考试。”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了十几年的外交官之后，潘基文于1984年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进修。潘基文曾经在私下里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学阶段没能好好学习，总算在哈佛大学弥补回来了，真的很有意思。我这辈子都没有那么幸福的时候”。
大学二年级，潘基文停止学业，先于同龄人到部队服役。潘基文心里充满了隐秘的期待，希望自己服完兵役的时候，选拔外交官的考试已经恢复了。果然不出所料，潘基文退役之后过了没多长时间，政府于1968年宣布恢复考试制度。因为潘基文从来没有停止考试准备，所以大学毕业的同时也很顺利地通过了外务考试。
与之相反，别的同学们必须等到大学毕业和服完兵役之后才能准备考试。因此，潘基文参加外务考试的期数就比同届毕业生领先了两三年，反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前辈。潘基文说：“大学时代取消了选拔外交官的考试，我的心里非常苦闷，所以决定先服兵役，结果我选对了。”
不能参加外交官考试的大学时代（2）
潘基文的二十名同学当中，有八人通过了外务考试，一人通过了行政考试。
从老乡到妻子，柳淳泽女士（1）
朴素而又朴素的潘基文夫人
某个著名政治家或明星诞生之后，紧随其后的必然是配偶的故事。
但是，潘基文的夫人柳淳泽女士却是个例外。尽管携手并肩生活了三十六年的丈夫当选为联合国的首长，然而任何媒体都没有报道过“我这样做贤内助”的经验谈。
当然，这不是因为媒体采访的热情不够高涨。别说是电视和报纸了，就连该领域的专门媒体，那么多的女性杂志纷纷表示出采访的意图，然而都没有获得成功。
潘基文的朋友们说：“潘基文的嘴巴已经够沉的了，但是柳女士还要比他沉重十倍。”事实上，人们提到外交官夫人或大使夫人的时候，通常会想到某种固定的形象，然而柳淳泽女士和人们的想象出入很大。一言以蔽之，她是个非常朴素的人。衣着朴素，言谈也朴素。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电视曾经播出了他们夫妇的画面，柳女士站在潘基文稍微靠后的位置，默默无言，脸上露出微笑。
2006年，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正式就任之前，曾经住过纽约某酒店。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礼拜一早晨，住在酒店里的潘基文因为与外界有约，于是独自走出了酒店。夫人柳淳泽女士留在酒店，与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国际机构局长康京和女士、国际联合课长吴英珠女士共进早餐。
柳女士提议说：“2002年，我丈夫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室长的时候在纽约工作，当时我们经常去一家饭店吃饭，今天我们也去那里吃早餐吧。”两位外交官正在气氛优雅的餐厅里等待吃早饭，于是欣然陪同柳女士走出了酒店。
面包房巨大的火炉上正在烤着法式面包。这是个非常普通的面包房，小区居民经常来这里吃早餐或午饭。柳女士点了法式烤面包和咖啡。
三个人的结账单上写着十美元。吴英珠课长说：“我也在纽约工作，可是我怎么就不知道十美元能解决三个人的早餐呢？潘秘书长真是个节俭的人啊。”
有时候不得不参加需要夫妇共同出席的活动，柳女士从来不会走在别人前面，也不会主导谈话，更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即使面对低于自己的人，她也绝对不会慢待别人。
外交部是通过外务考试的精英们云集的地方，工作决定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多跟别人说话。这里上下级关系分明，甚至不亚于军队和监察厅。另外，外交官夫人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很多人从事的职业都不亚于丈夫，比如医生、律师、教授等等。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去外交部跟外交官们聊天，你会发现每个外交官的夫人都很伟大。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褒义还是贬义，不过也有点道理。
对于柳淳泽女士，人们评价她有另一种意义上的伟大。有位外交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在使领馆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大使夫人要比大使本人更难伺候。但是，潘秘书长担任大使的地方从来没有这样的抱怨”。
一般来说，使馆内部的大小事务通常由大使夫人负责处理。关于事情的处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几年之前，大使夫人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还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柳淳泽女士公私分明，有着严格的界限。
潘基文的家人和老朋友们说，柳女士原来就是这样的性格。潘基文的同乡好友安英秀女士算是柳女士在忠州女高的前辈，两个人相互之间非常了解。安英秀认为柳淳泽女士“非常善良，甚至温和得有些过分。她是那么纯真，有时候让人怀疑她的心里还有没有自己”，“潘基文秘书长之所以能够在政界乘胜长驱，百分之八十应该归功于夫人”。
潘基文和柳淳泽的缘分开始于1962年，高中时代。
潘基文作为韩国代表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访美活动时，找不到合适的礼物带往美国。这次访美，不光有来自全世界的青少年，还有可能见到很多当地美国人，所以潘基文迫切需要能够表达韩国传统感情的礼物。
从老乡到妻子，柳淳泽女士（2）
这时候，忠州女高的女生想起了家政课上制作福袋当礼物的主意。潘基文动身去美国之前，她收集福袋，送给他做礼物。这个女生就是忠州女高的学生会会长柳淳泽。
在此之前，作为相邻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尽管他们两个人也见过几次面，然而正式相识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潘基文的礼物在美国很受欢迎，于是回国之后，他专门去找柳淳泽，表达了谢意。
潘基文考入首尔大学之后，柳淳泽女士也考进了中央大学。潘基文的弟弟妹妹们说：“两个人都在首尔读书，因为孤独，所以更亲近了。”
1970年，潘基文顺利通过了外务考试，于是劝他相亲的提议纷至沓来。那样的年代，出国比登天摘星星还难，外交官当然是最理想的新郎人选。而且，潘基文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二。因为这个年轻人的未来有保障，所以很多有头有脸的人家纷纷来提亲。但是，通过外务考试的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潘基文就和柳淳泽结婚了。两个人就在首尔黑石洞月租十万元的小房子里开始了新婚生活。
从那以后，柳淳泽就承担了潘家长媳的全部责任。潘基文说：“平常我工作很忙，家里的事情基本照顾不过来，托家人的福，大大小小的家务事都不用我操心。”
潘基文的弟弟潘基相说：“嫂子的家境也不宽裕，还要照顾寡母，学习很困难。她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非常吃苦耐劳，从不抱怨。”
虽然从前的柳淳泽是个生活平静的贤内助，但是将来她也计划多参加外部活动。有位外交官这样说道：“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夫人，必须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社会交际的范围也很广阔，所以柳女士正在慢慢地做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