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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丹尔也被邀加入这个“周一班”。沮丧随之而来，丹尔每周只有周一的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待在那里，加上很多公共假期都在周一，他实际接受治疗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丹尔需要更多这样的时间，以及一个能够教他与其他同龄孩子一起相处的育儿所。他们的回答让我和杰米失望不已：“我们没有这样的地方。”
随后我们见到了学前语言机构的校长。她很友善，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带我们一起去接丹尔。在与照看丹尔的那位老师谈话时，我不安地看了一眼杰米。他站在那里，双眼迷茫地望着窗外。
离开前，玛丽？史密斯建议我们联系一个叫做吉姆？泰勒的人。他是艾洛亚市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由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管理，是当时唯一一所研究儿童自闭症的学校。
离开学前语言机构后，我们实在无法独处，就去了我父母那里。我记得当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杰米都一语不发，依然处在震惊中。丹尔坐在车的后座，安静得让人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到了父母家，我悲伤地投入妈妈的怀抱，抽泣着说：“是自闭症。丹尔患有自闭症。”
她像平常一样，丝毫不气馁地抚慰我：“是吗？没关系，他永远是我们的丹尔，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保持沉默。我猜想杰米是否已经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晚上睡觉时，我听到从丹尔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走过去，竟发现杰米蜷缩在丹尔的床上，紧紧地抱着他，伤心地哭着。我不忍心，跑过去抱住杰米，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
“我们不会放弃，”我安慰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让丹尔康复起来。”
过后，丹尔安静地排列着他的小汽车，我和杰米坐在起居室喝茶，冷静地想起发生的事。对我而言，这次经历让我回想起从前一直忽略，但现在看来似乎讲得通的一段记忆。我清楚记得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回母亲的老家，她的弟弟汤米总遵循自己怪异的行为方式，而整个家都必须忍让。汤米从来不与任何人说话。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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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寻医（4）
丹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舅舅汤米很相似。但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那时还没有自闭症这个词。我不能让儿子像舅舅那样成长，或像别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那样被忽视。我坚定的信心让杰米也振作起来。
杰米知道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提起了我怀孕时在鲁克郡医院的一段经历。小产和死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中一个病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怀孕期间，肚子还不是很大的时候，被派去照看一个打了镇静剂的年轻妇女。她的孩子早产，在生产时胎死腹中，而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够平安出世。所以当时的她极需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陪着她。我没有告诉她我怀孕了，希望她没有注意到我略凸的小腹。在得到她的信任后，我照顾着伤心欲绝的她，最终说服她产下了那个死胎。当时我的换班时间早过了，筋疲力尽的她迷糊着跟我说，她不想看到那个孩子。我告诉她我们还会再见面，然后她睡着了。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在轮班结束后，我去看了她。她正独自待在指定的房间，拉开窗帘，表情显得悲伤而麻木。她很快就知道我是她的助产士，也注意到我怀孕的身体。我掩饰住自己的尴尬，努力找话题和她聊天。然后问她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与她孩子说再见的准备。
“我真的吓坏了，”她轻声说，“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我安慰她不要害怕，我已经把孩子打理好，送到太平间。他很干净很美。我告诉她，她有权看一看孩子。
在去位于医院后面的太平间取那个婴儿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门房，他对此表示：“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用热水给那个婴儿洗了澡，给它穿上了棉质的婴儿服，戴上了配套的帽子，然后把他放在医院的婴儿车里，推到了那个妈妈的房间。我主动提出如果她希望的话，我可以为这个孩子行施洗礼（作为一个助产士，我可以这么做）。她摇摇头说：“我只想看看我的孩子。”
当我把孩子放进她怀里时，她崩溃了，眼泪肆意地流下来。我扶着她让她看着自己漂亮的宝贝。她说孩子味道很好闻，也留意到我给他洗了澡。她吻了他的额头，说了再见，表示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告诉她，孩子本身没有问题，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含泪拥抱着她，她很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而我也感谢她让我有机会参与到她孩子短暂的生命中。从医院离开时，她祝福我一切都好。
如果我没有做那些事，这个年轻的妈妈就会失去抱住她孩子、和他说再见的机会。讲述这件事，我并非想吹嘘，而是我明白，作为专业人士，有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因为你会对病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件事也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恐怖的了。
那天晚上，虽然很不安，杰米还是拜访了我们的朋友约翰？特纳，告诉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和他一起去上班了，并讲明了原因。约翰很支持，主动提出他会通知我们其他的朋友，他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一个个地打电话作解释了。
尽管在早些时候，我还坚定地安慰着杰米，但其实我和他一样虚弱和崩溃。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保健视察员说明了情况。尽管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她对自闭症并不了解，因此无法帮我们找到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家庭。我陷入大海捞针般的绝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无法入睡。次日，我向医生要了些安眠药。可是收效甚微，接连几个星期里，我都无法正常入睡。
深知我们的不安和烦躁，杰米的妹夫彼得以我们的名义，帮我们联系了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吉姆？泰勒。 他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亲自造访了我们。当时，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没有分支，所以吉姆总是在自己闲暇的时候，亲自去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无论他们住在苏格兰的任何地方。
尽管情况很不乐观，吉姆的来访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从大体上介绍了自闭症的情况。自闭症患者常会有三大困难：社交、沟通和想象力。有些可能还有学习的困难。
四处寻医（5）
社交方面，患者往往反应冷淡，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沟通方面，患者有语言和非语言的双重困难，因此很难理解别人的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的语调以及单个词语本身的意思；想象力方面，他们的思想很局限，很少有创新性的活动，表现在游戏时没有进步和变通。
吉姆肯定了正式诊断对于自闭症患者损伤治疗的重要性。我们问他“自闭症范畴”的具体涵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有些专业人士用这个词和其他的一些词汇，包括“自闭症症状”“自闭症倾向”“自闭症特性”“自闭症属性”“沟通混乱”和“自闭症气息”等，来表示对病人症状的不确定性。
事后回想，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自闭症。尽管病情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但如果一个人有这三个方面的缺陷存在，那就表示他很有可能是自闭症患者。在我看来，某些专业人士采用模糊概念来回避这一判断，会妨碍患者的及时治疗。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丹尔寻医看病时深切体会到的。
地狱般的夏天（1）
四周后，也就是1991年3月27日，我和杰米穿上精致外套，哄着给丹尔穿上看上去很体面的衣服，然后出发去格拉斯哥的约克山儿童医院。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穿得精致体面，让医生们知道我们也是专业人士。但我隐约担心，会重复上次那样的遭遇。
在评估的第一部分，丹尔并没有做心理医生给他布置的任务，而是径直走到屋子角落的水池边，用力将水龙头拧开。我关上它，站在水池边阻止丹尔，一次一次强调：“不可以这么做。”最终，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丹尔开始回头做他的“作业”。心理学家肯定了我对局面的控制，表示我在丹尔身边表现得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看了儿科医生，同样也做了很多测试，包括我试图跟丹尔交流时，他的反应。医生吃惊地发现，在测试中，丹尔只有一次回过头来，表示在听我对他说的话。儿科医生与其他同事讨论期间，让我们出去休息片刻。
不久，我们又被叫了进去。医生给我们画了一张图表，描述丹尔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发展水平，指出整个过程有点滞后。她表明这不属于自闭症的范畴，希望丹尔一年后回来复查。
这次检查结束时，我的脑袋一片混乱，又是轻松，又是疑惑，担心自己在没有特定帮助的情况下，怎样在这一年里独自照顾丹尔。听到医生说丹尔没有患自闭症，这固然是好事，可为什么那些书上对丹尔状态近乎惟妙惟肖的描述会是错误的呢？
医生推荐我们寻求一些护理方面的帮助，强调其重要性。当时我们不知道，她们的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因为在评估期间，这个儿童医生给教育心理学家玛丽？史密斯打了电话，得知丹尔正在语言班学习，对此表示了肯定，但似乎并没注意到时间方面的不足（一周一个多小时，这显然不够。）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确诊丹尔的病情，显然我们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我担心孩子以后会有什么影响，提出要见一位遗传学家。她同意了，预约时间却排在了一年后。
一些关于儿童自闭症的早期作品中，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布鲁诺贝蒂赫姆的研究成果，把这归咎于妈妈没有和孩子处理好关系。他用了“冷淡”“漠不关心”以及“冷酷妈妈”等字眼。虽然这一理论最终被贝纳德？里姆兰德以及南希博士推翻，我震惊地发现，在40年后，这样的思想在医疗部门依然很盛行。我起初并不知道约克山儿童医院的医生在她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心理医生都认为加德纳太太对儿子的态度冷淡漠然。”和“相对来说，父亲对儿子丹尔的问题及处理似乎相对热情些。”
几年后当我得知这个情况时，几乎崩溃。在丹尔出生和在新生儿看护病房的那段时间，也就是医学上经常说的关键阶段，我自问已经尽我所能与他进行沟通，加强我们母子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我成功地对他进行母乳喂养长达9个月。但这些情况以及我打破丹尔周围禁锢的努力，在专业人士看来都是无用功。反之，一旦我在他们面前如果表现出一些情绪，她们会认为我是一个过于焦虑的妈妈。
为此我和杰米都深感愤怒和屈辱。我们原本对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