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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捕捉幻影——斯坦因与楼兰（9）
斯坦因首先抵达米兰，发掘了米兰古城。在米兰古城发现了千余件文书，绝大部分是吐蕃文（古藏文）的，证实这儿是唐代吐蕃人伸向塔里木的一个触角。很快，他就把视野指向古城附近的一群佛教建筑，即所谓“米兰大寺”。他挖掘出精美无比的壁画和大于真人的巨型泥塑佛头，看上去如入定般的佛陀，面带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完全不在乎这长达千年的劫难。而最有名的发现，无过于所谓“带翼天使”的壁画了。有意思的是，他也在佛寺的壁画与残存的彩幡上见到了佉卢文题识。如果说，米兰古堡只是一座中世纪戍堡或要塞，那么佛寺群及附近的烽燧则完完全全属于古国楼兰。至此，他断定此地曾存在过一个印度的殖民王国！必须指出，米兰大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其中当然有斯坦因的责任。前不久，当地居民又发现了为斯坦因所未见的新的带翼天使壁画，可以肯定，对这一地区所做的工作尚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踏上千年无人古道
此后，斯坦因雇了21峰骆驼，开始按赫定的路线图由南而北反向地前往楼兰古城。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在茫无际涯的荒原里无参照物地寻找一条似有若无的路线，听起来像劝人们到海里捞针。但它的确十分必要，因为此行斯坦因又发现了他预言过的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新遗址。当然，在我看来，斯坦因之所以作这种选择，或多或少也有一点不愿步人后尘之意。相比之下，斯文·赫定较注重发现，而斯坦因则较注重发掘。在楼兰古城及附近有关古迹，他的发掘比较彻底，也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破坏性。所以，虽然实际上他不免是在步赫定后尘，但仍然所获颇丰。在楼兰，他发现了成批的汉文木简及佉卢文等文字的简牍和其他文物。此外，他还对楼兰古城及相关地区作了精确的测量。
1907年2月，斯坦因离开罗布泊前往敦煌。附带提一下（因为不在本书范围内），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历来受到中国各界指责①。
1913～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新疆等地探险。这次，除仍然去了尼雅与楼兰古城、米兰寺院外，他把探索古代路经罗布泊地区的交通线走向作为重点，这实质上是1907年冬春之际自罗布泊赴敦煌的继续。首先，他发掘了古楼兰的公墓，收获不菲。然后，他把自己的驼队营地向北迁到库鲁克塔格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当年赫定的向导阿不都热依木受斯坦因之雇带队出发。那是1914年的2月。
古道仍然是不好客的。雅丹如路障，盐硷板块如蒺藜，再加上缺乏饮水及了无生机意趣，那都是足以消磨意志的因素。他们几乎是一边走一边摸索，吃力不讨好地寻找着古道时隐时现的段落。在一个地带，他们的路标与里程碑，竟是连续不断出现的中国古代钱币。在大约30多码的距离内，竟均匀地散布着200多枚新如刚铸成的铜币，再向前走，又发现了一些铜箭镞，它们也是未经使用的，似乎刚用来装备匆匆组建的部队。斯坦因推测，钱币肯定是夜行时从骆驼或大车上撒落的军饷。但如此完好的钱币竟然未被后人捡起，真是不可思议，钱毕竟是钱，而方孔铜币直到1914年仍然可以在边远地区行用。这证明他们没白吃苦，找到了古代的交通干线，但这也令人颇感沮丧，因为它证明，从最后一支汉朝远征军开过去，十几个世纪以来这儿一直再无人行经！
虽然走在古道上，却如同在荒野死界中摸索前行。经过10天跋涉，斯坦因一行来到古道名驿——库木库都克。
库木库都克——悲剧的舞台
库木库都克的含义是沙井，那是敦煌——罗布泊民间交通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泉水。斯坦因抵达时泉脉颇旺，使整个驼队都补充了水。早在魏晋人鱼豢所著《魏略》一书中就提到过它，不过那时它叫做“沙西井”。《魏略·西戎传》是这样记载这条古道的：“从玉门关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丝路古道离不开水源地，库木库都克是古道必经之地。到清末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也曾想开辟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复线，这或许是他追随左宗棠麾下进疆平定阿克柏叛乱时就产生的战略思想。在光绪八年（1882）新疆建省后，刘锦棠曾派部下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人实地踏勘过自玉门关到若羌的道路，他们完成任务，写出报告，但此后不久刘锦棠去职，报告就在巡抚衙门归档。直到光绪十七年陶保廉（新任巡抚陶模之子）写出《辛卯侍行记》时，才在卷六中引用了郝永刚等人的报告，其中提到了库木库都克，不过名为“沙沟”。不幸的是，一个花甲以后的1980年，由于整个罗布泊完全干涸，罗布泊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水文情况出现巨变，致使便利行人两三千年的库木库都克完全干涸，直接导致了彭加木的失踪。
除了发现尼雅遗址，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也发现过一些属于楼兰王国的古迹，他不但一一绘图，并为其作了编号，这些编号目前已为中外论著采用，从Ｌ。Ａ。到Ｌ。Ｔ。，比如Ｌ。Ａ。，就是罗布泊地区最重要的楼兰古城。Ｌ。B。则是奥尔得克遗失并找回铁锹的地点。
盖棺未能论定
1930年，斯坦因已经年近70，也许是受了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影响，他再次来新疆探险，但受阻于哈密，没有开展工作。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殷，斯坦因在阿富汗作有计划的发掘时，客死喀布尔。他被埋葬在喀布尔市郊的外国人公墓，墓碑上刻有这样简朴的铭文：
马克·奥利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著作家
通过极其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如今，由于阿富汗内战正炽，喀布尔已遭到破坏。不知这墓碑能否安然无恙地躲过这次劫难。不管怎么说，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属于“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1）
探险考察的新视角
1903年夏天，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沃思·亨廷顿初次进入中亚。1905~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深入塔里木，为解读自然环境以及气候的变化，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择了以发现一系列沙埋古城而引起举世关注的新疆塔里木，作为工作的主现场。
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从克什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在和田河上游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屋脊”背面（北面）的大地，途中与中国的游牧民相逢使他产生了错觉，仿佛仍然身在克什米尔。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塔里木开阔、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这时，斯坦因正在克什米尔面对雪峰修订《古代和阗》。
9个月时间里，亨廷顿基本沿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由南向北一路前行，陆续探访了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精绝、瓦石峡、楼兰古城……古城、古迹，在他看来是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关系的例证，塔里木古老的绿洲总是沿内陆河分布，新的绿洲往往在古遗址上重生。这，就是塔里木文明的年轮。
就在1905年圣诞节前，亨廷顿来到若羌县米兰镇。亨廷顿注意到，汉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20世纪初，米兰是罗布人夏季“游耕”的地方，可是一年所获，仅够15~20户食用。他依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发生演变的假设”。而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在这一区域不断变换聚落地的位置，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与斯坦因相比，他来米兰不仅要早几年，而且，他关注的不是寺院、古城、遗址，而是留下这些遗迹的是谁？面对遗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在楼兰与罗布泊这一区域的活动？
由同样一批罗布人作向导，亨廷顿也来到了楼兰古城。他是第一个在荒原发现楼兰时期墓葬的探险家。在孔雀河的古河道附近，他报道了发现楼兰人的丛葬地，也就是目前被称为“太阳墓地”的遗址。在他到达时，所谓的“太阳墓地”地面保存着丰富的木制与石质的偶像，可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再发现时，偌大墓区只剩下了一圈圈的木桩，地上的文物荡然无存。实际它的存在，正是“小河遗址”的补充说明：它们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同一个族群，同一种文明。它的存在，证明楼兰／罗布区域的原生态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开米兰，亨廷顿进一步北上，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农耕区域，在汉代都是楼兰王国的腹心之地，目前则是难以为继的老龄化绿洲。
针对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亨廷顿的议论发人深省：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垦荒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极度盐碱化造成的。
1906年2月23日，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3月中旬，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2）
一年以后，1907年7月，亨廷顿的考察纪实《亚洲的脉搏》问世。亨廷顿对塔里木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然而亨廷顿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亚洲的脉搏》是这样命题的：塔里木是“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的文明，是典型的绿洲文明、内陆文明，塔里木的内陆河，是为“心脏”供血的脉络，内陆河的丰沛枯涸，是塔里木文明的生死玄关。只要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的心脏必将坚强健康。
20世纪前期，国外出版过许多中国西部探险书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阅读热点。中亚探险考察家们，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创的写作模式：每次考察结束，总要写两本同题材的书，一本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险记。亨廷顿的科学报告是《气候与文明》，通俗探险记则是《亚洲的脉搏》。与从历史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相比，《亚洲的脉搏》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地理学家为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关系——特设的布景。
探险家与探险著作
中外众多“寻访梦幻的古都”楼兰的探险家里，日本释子橘瑞超是出道时最年轻的一个，1908年参加大谷探险队来华时，年仅18岁。他先后两次来西域探险，第一次在1908——1909年，第二次为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