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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切重归于寂，而一度断流的大河，照旧日夜奔流不息……
给玄奘讲述这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的于阗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忘记了舍身独赴龙宫的大臣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人的牺牲精神，也许正是与“舍身饲虎”等佛经本生经故事具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特点，才引起了玄奘的特殊兴趣。他不但原原本本记下了此则传说，还亲自到大河及王城郊外的海子凭吊。
在海子——“龙池”——边上，玄奘果然见到一只大鼓高悬于池畔，但人们告诉玄奘，大臣从龙宫请来的大鼓早就破败不堪而不知所在，目前这个是后人仿制的纪念品，它当然不能在敌人进犯时自鸣，但它却可以提醒人们，于阗这个绿洲王国是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的，不论是河水断流、绿洲荒芜，还是敌军进犯，都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玄奘寻访遗迹时，海子边上还有那个专为大臣舍身而建的庙宇，但那已是一座杂草丛生、垣颓墙倾的败寺，连寺僧都早就另寻他处安身了。玄奘在海子岸边低回叹息，引动他思绪的，不只是思古之幽情，还含有对佛法无常的不祥预感。
玄奘据见闻写下这个地方掌故，时在贞观十八年（644）间，那时，荒芜的寺院、破败的大鼓，已经是地方文物。这个故事的经典性在于：它告诉我们，于阗是历史悠久的绿洲王国，它的文明是土著文明，是本土滋生的，根植在于阗区域的人文地理是它的界栏，定居于阗的居民是一方主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玄奘都是真正的探险家。他眼见、耳闻、手记的于阗，不只是供人观赏、学习的典型，也是供人们研究、探索、验证的谜。此后的人们，不论是西行求法的后继者，还是来此寻幽访胜的探险家，尽管相隔几个、十几个世纪，无人不受到玄奘观感的影响，也很难在形成自己的印象时完全走出玄奘的角度与视野。
此后，盛唐时期的僧人慧超，中唐时期的释子悟空等不少唐代西行求法高僧都曾路经于阗，但是他们或是没留下行纪，或是行纪过于简略，就于阗的历史与文化而言，缺少新的视角。
“儿皇帝”的使臣
除了西行求法高僧，中原王朝派赴于阗的使节也起了增进互相了解的桥梁的作用。在于阗立国的一千余年之间，有文献记载的最重要的，或说是最有影响的使团，是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938）派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的张匡邺使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于阗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在位时，曾千方百计致力修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抵消西方日见逼近的穆斯林压力。首先，他以联姻与河西统治者曹氏结盟，再以河西为通向中原的支撑点，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各种规模的使团，其中最主要的一支，于天福三年九月抵达后晋首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使团由马继荣为首，不但持有于阗国国书，还带有贡品红盐、郁金、牦牛尾等方物。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刚取代后唐而立国不久，并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称契丹主“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为代价，取得北方强邻的支持。就在以马继荣为首的于阗使团抵达首都并递交国书的同时，回鹘也派大使李万金来朝谒。马继荣的出使相当成功，一个月之后——天福三年十月，后晋就宣布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在马继荣要求下，后晋并派出了使者亲赴于阗主持册封仪式，大使就是供奉官张匡邺，副使是节度判官高居诲。 。。
二、佉卢文秘史（10）
天福三年十二月，使团离开后晋极西的边境城市灵州（今地在宁夏银川市南），不久即进入河西走廊。那时河西形势相当复杂，而后晋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所以使团行程分外迟缓。
根据敦煌发现的号文书背面的牒文，我们知道张匡邺使团于天福四年二月五日抵达敦煌。但他们却在首途之后两年，才到达目的地于阗。久留敦煌的具体原因已无从探悉，但张匡邺一行是基本未受损失地完成整个探险旅行的，那么想必筹措交通工具与粮草，消除不安全因素，都是沿途迟滞的主要原因。
陷河，流沙河还是通天河
由于副使高居诲原职是近似于秘书身份的节度判官，所以由他记下了沿途的见闻，这就是著名的《使于阗行程记》，又被称为《居诲记》。
遗憾的是，这部行记不像《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原文早就失传了，没有流传至今。但是，在北宋中期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在介绍于阗时，引称了“居诲记曰……”的内容，一般就把《新五代史》所引，作为《使于阗国行程记》的正式文本。但《新五代史》的引文是一个节略本，一些生动的内容反被删节了。
比方《新五代史》所引“行程记”，有一段关于塔里木东端行程的文字，颇为有趣，它提到人经沙漠时，不得不以深掘出的湿沙放在胸口解渴，这比“望梅止渴”更“残忍”，也更具因地制宜的特点。它还提到西行渡“陷河”，如不多伐红柳铺在水中，就会陷入河床。这段文字，南宋初期人程大昌在其《演繁露》卷一也作了引称，而《演繁露》只是一部解释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书，它的引证当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演繁露》所引却相当重要，因为据此可知高居诲此行曾经过楼兰古城，当然，那是早就无人定居的废址。而且，它指明所谓的“陷河”是在楼兰以后经三月行程才到达的，那么，它所指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安迪尔河、尼雅河或以西的某处沼泽津渡。不仅如此，《演繁露》当中关于渡“陷河”的文字更生动具体：为渡河，必须把薪柴用来架一座连接两岸的浮桥，人在薪柴上尽快过河，才能不致陷于河中。而驼马因为本身就比人重，得全部卸去负载，牵行过河。如果遇到铺薪浮桥没完全填实处，那么不论人、驼都会陷入河中。尽管骆驼高大健壮，但只要一失足，就再无可挽救，很快便陷得只露出驼峰，只得眼瞅着它渐渐沉入河底。应该说，这段怎样渡过沼泽河床的内容，是早期西行纪从未有人描写过的，即使是现代西域探险家，也没见有人提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之作为一个独家记录，相当珍贵。以《演繁露》所载与《新五代史》录文相较，后者只有16个字的节要，因之可以证明原书直到南宋时还有传本。
沙漠“睡美人”
赫定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兴奋。
在这以前欧洲的学者，没谁会想到在当今和田绿洲以北的大漠中，还有古城废墟，还掩埋着一种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这个神秘沙埋古城的居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他们又是自何年定居于此，何年弃此它移的呢？赫定想到了那个欧洲古老的神话《睡美人》，他觉得自己就像神话中的王子，由于他的执著的爱，使沉睡千年之久的“公主”——古城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恢复了生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11）
根据赫定对沙丘移动速度的测定，他认为沙漠从丹丹乌里克以北拓展到目前近于昆仑山的绿洲带，一共用了2000年时间，那样来说，丹丹乌里克的存在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这个推测是否正确，目前还是个难解之谜。赫定只停留了一天，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准备作任何发掘，只捡拾了一些“纪念品”，以作为“到此一游”的佐证，因为那时他还是没有相机可用。
赫定从丹丹乌里克带走的文物，以一批文书最重要，其中又以汉文、于阗文合璧的文书最具文献学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斯文·赫定是第一个发现丹丹乌里克的文书的人，但最近人们对丹丹乌里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告诉我，不久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即彼得格勒）东方研究院长期秘藏不露的藏品当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出自丹丹乌里克古城的文书，不但内容重要，完整的也比较多。原来，它们都是当年沙皇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从塔里木民间的挖宝人手中购置的！这批文书的披露，将有助于解开丹丹乌里克之谜。
古城“失踪”
在赫定去后不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来到丹丹乌里克。斯坦因的向导、驮夫也是从塔瓦库勒雇的，而且与赫定的就是同一批人。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将是下一章的重点。
所谓丹丹乌里克自斯坦因以后又“失踪”了，也是一种“官方”的提法。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它一直待在它的老地方，等待迎候不速之客。
此前有人说，丹丹乌里克早被大风沙全部埋在沙包之下。又有人说，斯文·赫定、斯坦因所记方向、里程均误，才使人们“南辕北辙”，再也找不到它。
这些提法都是隔岸观火、雨中看花者想当然之词。1989年，我在于田县就会见过一个老人，他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得到丹丹乌里克去“散散心”，找回点什么。而那个塔瓦库勒村，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已拿到丹丹乌里克找宝作为一项主要“副业”。就路程而言，丹丹乌里克已相当贴近克里雅河，当然从于田县城出发要近得多。但从克里雅河往西，有一段沙包高耸，如同迷宫“八阵图”的地带，所以，尽管自塔瓦库勒前往，村民一次往返要两周，但仍以其为“坦途”。
丹丹乌里克是塔里木南缘绿洲的标志性地点。丹丹乌里克当然没有失踪。
克里雅河畔的陌生人
斯文·赫定离开丹丹乌里克，继续东行，他知道从地理方位而言，丹丹乌里克离克里雅河颇近。
从古城东行不远，就又见到了高达40公尺的沙丘，同行者，有与他一起得救于和阗河牧人的助手斯拉木巴依和驮夫喀沁，由于这两段路况惊人的相似，也是沙包如山，也是从理论上讲已接近一条大河。这种相似，几乎使赫定的脉搏又低弱到了每分钟只跳40多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天晚上，他们就抵达了河面宽阔，冰层平整的克里雅河。
探险队在克里雅河西岸的胡杨林地间扎营，骆驼、毛驴奔到冰洞前痛饮甘洌的河水，他们则找到没有牧羊人的茅屋住下来。
茅屋前的篝火整整燃烧了一个晚上，而好运降临的探险家枕着冰河久久不能入睡。这茅屋就像昨天还有人住过，房前屋后留着新鲜的足迹和羊群特有的气息。他们宰了最后一只羊，饱餐一顿，并减轻了负载。看来以后的行程并不难买到活羊。望着蜿蜒伸向沙漠的克里雅河，斯文·赫定激情难抑。他不但刚进入了古于阗王国的重镇丹丹乌里克，而且已经站在新发现的门槛上，他眼前这条古老的河流，还没有任何欧洲人来到过；他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