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
“经济罪犯”是当时的流行语汇，经营不善一走了之，留下债务逃至国外，这是最不堪、最无耻的做法，当然也有人愿意负责，努力面对债务，但大多数也无法东山再起，徒留遗憾。
我学到经营事业不能有丝毫懈怠，一犯错可能从此冤沉海底。
一直到我离开报社，我虽然领别人的薪水，但都在看这些老板怎么做，当时虽没有明确的创业决心，不过心中澎湃的思潮从未停止。
深陷地狱门……创办台湾《商业周刊》
如果这个世界有舒适圈，那我在《中国时报》当记者的最后3年一定是舒适圈，那时我是财经新闻的主管，带领7个人的团队，以当时《中国时报》的声势，我是全台湾企业都需要公关的对象，所有人对你表面的奉承逢迎，很容易让人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糜烂生活中。
每天中午、晚上都有应酬，知名企业期待你多了解它们，多写些好的，吃饭变成理所当然。到了下午我会找个地方洗“三温暖”，傍晚才到台湾“经济部”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采访单位，晚上回报社、看稿、发稿，下班后又是吃消夜，深夜才回家。
（创业陷阱：舒适圈对个人成长是个大麻烦，安逸的日子过久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如果你现在不到40岁，更应该知道舒适圈是你最大的敌人，而创业最大的障碍也是要突破舒适的限制。）
这真是消磨志气的舒服日子，所幸在34岁时我做了明智的抉择，离开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我没有一离开报社就创业，我选择一本财经杂志担任总编辑，但很快迎来了媒体开放的大时代，我也投身众声喧哗的洪流中。
离开《中国时报》的第二年……1987年，这是台湾过去数十年历史中最关键性的一年，也是蒋经国逝世的前一年，在蒋经国临终前，他为台湾定下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一连串的剧变在这一年发生。
准备与陷落（5）
远离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198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6月正式宣告每一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努力赚钱，累积巨富，但出不了台湾的金钱，从此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台湾变成经济自由的地方。
同年3月，几个《中国时报》的老朋友，在“党禁”、“报禁”开放的鼓舞下，创办了《新新闻周刊》，并喊出“自由报业第一声”，我深受鼓舞，大丈夫当如是，只是政治非我所长，所以并没有加入。
（创业陷阱：顺着趋势潮流做事，事半功倍，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观察趋势的变动。1987年台湾发生了三大剧变，可是很少有台湾人记得，说明大多数人对环境变动的无知，这也是创业者第一个要克服的盲点：对环境冷淡，不知自己面临的机会与危机。）
可是当五六月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时，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因为全台湾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而财经商业的剧变也将从资金的自由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台湾的变动已经不够，一本商业性的周刊时代来了。
6月底我就辞职，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资金是我自己及共同创办人金惟纯、孔诚志、詹宏志及几位企业界的老朋友一起筹措，新台币1200万元很快就到位，但筹备工作很费时。
本来说好4位共同创办人全力下来工作，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孔诚志继续开他的公关公司，随后又去了《联合报》；而詹宏志则继续在远流出版工作，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位。我们决定让詹宏志负言责，担任发行人；让孔诚志负财务风险，担任董事长；而我则担任总编辑，负责最费时费力的内容生产。
（创业陷阱：创业伙伴的选择极重要，选伙伴首重信用、可靠，不会让你所托非人；其次要注意与你的互补性，最好是他的专业为你所缺；第三，他要是真正有能力的好手，不要因为他是你熟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熟识的人有时像亲人一样，让你无法理性对待。）
我下定决心，要在1987年底前创刊，因为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我要在开放前抢头香。
可是筹备的人才问题让我痛苦不堪，除了两三位当过月刊编辑勉强算有经验的编辑之外，我全部重新招聘，我不放心用拜师学艺的记者，一切从头开始教。
就在团队记者生疏的经验中，我在10月底勉强编出了一本试刊号，封面故事是“汇率巨掌背后”，我兴奋地找一位老伙伴给试刊号一点意见，在餐桌上这位老友一语不发，只吃饭，禁不起我再三催促：“好歹给些意见，我禁得起打击。”他看看我说：“趁有饭吃的时候，多吃一些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杂志有多粗糙。
不管怎样，《商业周刊》还是在1987年的11月底正式创刊上市，我没对外说，那是我35岁的生日前夕，这是赌上我一生，真正创业的开始。
周刊的节奏，快到我不能想象，虽然我做过多年每日截稿的报纸，但那是大集团作战，我只是每日出刊的一个小团队负责人，所以应付裕如。可是周刊人少事繁，每天都在截稿的压力之下，我忙得连如期出刊都不可得。
我没办法想任何事，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而截稿又要弄到三更半夜，我陪着所有的小朋友（记者编辑们）做完所有的事才下班，此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只剩出租车，而他们多数是年轻女孩，我不放心，只好开车一一送他们回家，当时我的口头禅是：“桃园以北都顺路！”真的，淡水、桃园、基隆都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常常是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休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准备与陷落（6）
（创业陷阱：创业初期非常辛苦是很正常的，这是创业过程中必经的考验，这时候的紊乱也是必然的，好的创业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混乱稳定下来，找到明确的工作规则，如果超过3个月还继续混乱，你的创业就很不乐观。）
辛苦的日子，却没有换来好的工作成果，一年下来1200万元新台币的资金很快就赔完了，平均每个月要赔100多万元新台币，只好增资。第一次的增资很容易，因为大家还处在创刊的摸索中，所有的人也看到我们的努力，所以所有的股东都继续增资，我拿到第二个1200万元新台币。
在增资的过程中，我仔细反省了一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找到了最大的原因：编辑部缺乏能力强的好手，自己训练的新记者没办法提供足够精彩的内容。
于是在增资之后，我努力招兵买马，找来一些有经验的老记者，组成了一个军容壮盛的团队，当时我底下共有3个副总编辑，都是从报社挖来的，绝对可以完成好的内容采访。
只不过事与愿违，第二年《商业周刊》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改善，稿量还是不足，质量还是有待改善，我也还是忙乱不堪，原因无他，我不会管理，不会排难解纷，坐令几个有经验的副总编辑们互相斗争，互相掣肘。
有经验的人各有脾性，也各有坚持，因此指挥调度、沟通协调上更为困难。而我这个主管因为没有经验，又一直想维持表面的和谐，不愿直接裁决对错，以避免大家面子上过不去，结果是问题一直存在，争执纠纷不断，我忙着安抚大家，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商业周刊》错失了第二年成长逆转的机会。
创业前先学管理
除了有经验的副总编辑们的问题外，创刊时训练的第一批记者，在第二年稍有经验后，也陆续被挖角离职，整个编辑部又处在变动中。
（创业陷阱：如果创业不是一个人摆地摊，而是有团队（3人以上），创业者就会面临管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当老板，这可能是创业者没想到的，而管理与管人工作的成败，通常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其他部门也一样，创刊时投入的业务经理，也因公司营运没改善而离职，第二年并没有因增资而趋于稳定，反而陷入新的危机。
在第二年周年时，由于内部营运很差，为了提振士气，我们还办了一场盛大的两周年社庆，在来来饭店地下楼包下了最大的宴会处，广发英雄帖，这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想透过外部的热闹，稳住内部的军心。
我还记得，第一个上门的宾客是当时的台湾“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正式的酒会下午2点才开始，在我们还在准备时，1：10分他就到达，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他说因为有去南部的行程，只好先来致意。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刻，对这一幕，我印象深刻。
在酒会上，我们还做了一个企业大量订阅杂志的规划，希望借由热闹的现场，营造气势，促成光临的企业界人士掏钱订阅。只是我们不会叫卖，又不敢强力促销，导致效果不彰。
“增资”并非改善营运之道
热闹的两周年社庆一过，公司又陷入困境，第一次增资的金额已见底，不增资又无以为继。
第三次募资，我们学乖了，决定加一倍增资2400万元新台币，以免一下子又赔完。不过这一次增资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所有的股东都开始怀疑，我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准备与陷落（7）
我们努力地一个个说服，但已经有许多老股东决定放弃，在不得已之下，我们只好引进新股东，几乎是只要任何人愿意投资，我们都视为恩人，双手欢迎。
这时候的《商业周刊》，工作团队来来往往，许多人加入了没多久，就发觉这是个没有希望、没有前景的地方，很快就离开了。而最早参与的一些老干部，也都在第三年左右全数离开，整个核心团队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人。
不得已我又重回训练新人的阶段，不过这次我学乖了，对所有的新人，我在面谈时都要求一定要工作满两年，中途不得离职，有的应征者会问，要签约吗？我说不需签约，这是口头承诺，他们听到不用签约，都答应加入工作，可是事后真正做满两年的不多，我一直处于替其他媒体训练新人的困境。
（创业陷阱：创业初期，一定找不到好手，所以自己训练人是创业者必学的工作。创业者要先把所有工作摸索一遍，然后自己找出最佳的工作方法，然后再经过训练，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工作者。）
由于营运一直没有具体的改善，我开始不务正业。我认为《商业周刊》需要长期抗战，而每个月平均都得赔100万元新台币左右，这个亏损数字也无法降低，因此我们要开拓其他业务，赚钱以弥补《商业周刊》的亏损。
我们做了许多事，代有钱的单位编辑刊物；帮有钱的广告客户代办公关活动，而这些事当然会用到《商业周刊》的品牌，我们毕竟是一份周刊，更是当时台湾唯一的一份商业性的周刊，用媒体的影响力，去发点“横财”，所谓横财，指的是非杂志正常收入，其实也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
我还有另一种假设：因为《商业周刊》知名度不足，卖不好，所以广告收入少，如果能增加知名度，那《商业周刊》才有机会逆转。
于是我也去额外做了一些事，例如：替广播电台代工，制作公营电台的节目，一方面收代工费，一方面增加收入。现在《商业周刊》最杰出的总编辑王文静，就是当时应征进来做广播节目而留下来的人。
我们也替电视台做节目：台湾电视公司因为要开设晨间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