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就地接收，平稳过渡，是政权转换的基本接收模式，因为军事接管是政权转换时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学、文化和教育机构中，以军人为主。中国的高等院校、新闻机构以及其他政权机构大体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到新时代的，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个系统加上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完成的。
1949年以后，国家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初期较为平衡，当时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郭沫若、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后越紧张。虽然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但对他们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这一点，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学学部委员的对比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外部关系，主要指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如知识精英在资金和科研究条件方面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知识精英创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识精英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文只注意前者，因为在1949年后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精英内部的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关系制约下才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国家没有主动与知识精英保持信任的诚意，这个关系很难达成平衡。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何方认为，国际共运本身就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延安整风以后，对知识分子普遍歧视和蔑视成为一种新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党内知识精英的关系时始终处在紧张的状态下。 与其他知识分精英的关系也可想而知。一个象征性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有饶毓泰、谢家荣、赵九章、涂长望、汤飞凡等科学家自杀了。弗里德曼认为，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下自然科学也不能发展。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
胡适与厦门大学（节选）——《两地书》中的胡适
鲁迅在厦门大学生活的时间共一百一十三天。他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主要在《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基本都是私人通信。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私人通信印证和说明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人信件公开的年代。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私人书信都是在当事人去世后才可能公开，所以使用私人书信研究历史，通常与历史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历史当事人身后公开的私人书信中传达的历史信息，基本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些材料，也是以私人生活领域这个范围为界的，因为私人书信有特定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叙述的真实性。但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不在此例，因为《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都是鲁迅生前亲手编定并公开出版的文集，两书中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已不是私人话语而是公共舆论，说明鲁迅认可这些评论。
鲁迅在厦门时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字是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另外还有他当时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这就是经常提到的《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的“厦门通信”“海上通信”。 《华盖集续编》和《两地书》分别于1927、1933年公开出版。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编定的，鲁迅厦门时期的文章在《华盖集续编》中单列一节名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说：“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做的杂感全有了。”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时候四十五岁，正值中年，那时胡适才三十五岁，尚属青年。1926前后，在鲁迅生活中有好几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三一八惨案”，二是“闲话事件”，三是和高长虹的“月亮事件”。 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以往把鲁迅到厦门的选择解释成政治压迫与事实不合。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而且把这些感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存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
《两地书》四二中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
《两地书》四六：“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
《两地书》五八中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两地书》六六中说：“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研究者大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个别信件重写过。而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的史料价值是降低的。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的方法。如顾颉刚称“朱山根”，陈万里称“田千顷”，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黎锦明称“乌文光”，陈衡粹称“田平粹”，潘家洵称“辛家本”，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 联想到鲁迅在同一本书中对高长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鲁迅有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写入小说的习惯，或者说，鲁迅有借小说来嘲讽同行、同事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