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己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因为与革命活动相比，会计研究不能不处在从属的地位。这当然丝毫不含有对会计学有任何鄙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会计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的工具，那么，它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倒应当是万岁、万万岁的。
1962年，顾准“下放”劳动回来，重返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这是完全不同于30年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探索。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有《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会计原理》为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系统著作，原计划写七篇，《会计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纲，未能终篇。此书成稿于1963年，几经周折，才于1984年正式出版。《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是根据作者第三稿整理而成（此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诸尚一、夏高波两先生）。按照作者原意，准备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作修改，然而也未能竣其事。因此，两书都是残篇。这两本书“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以上引文均见《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对于长期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论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书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不过，顾准不是一个轻易能为流俗所动摇的人。他在回答所谓“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署名绛枫）、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惊叹于古代希腊所曾经达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余，不免为小国（城邦）林立、内战频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写作中的《希腊史笔记》（后来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希腊城邦制度》）也曾一度为此“卡壳”。但是，璀璨夺目的希腊文明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这些“笔记”当时他写作时并没有考虑会公开发表，当然，也不是他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遮盖不住蕴含在其中的闪烁的思想光辉。
陈敏之
198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