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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词句之外，杂糅也体现在细节和生活情景之中。如：
这时，签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鞯，又用签子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橛着嘴走开了。
这是典型的现代税务官（检查官）对过往百姓进行无理盘剥的情景。鲁迅把它作为一个细节，放到两千多年前的日常生活中，放到“关尹喜强留老子著书”这一宏大叙述之中，既实现了对“关尹喜强留老子著书”的戏谑，也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下层官吏盘剥百姓的嘲讽。
此外，在《理水》中，这样的语言杂糅更是丰富，出现古今中外掺杂一体的形态。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之三：延展
延展就是在旧文本故事的基础上，将故事的时间长度向前或向后延伸，改变原故事情节结构，使原故事的意义发生改变。
史上记载的大禹治水故事并不长，而且文字十分简约，重点突出的是禹如何治水的过程。而《理水》则在正面写禹之前，用了大量篇幅写“文化山”上的无聊文人讨论禹是否存在、官员们如何安抚老百姓等。这些情节并没有出现在典籍之中，而是作者在“新编”过程中所加。鲁迅之所以将简短的故事在时间上向前拉长，是为了强调禹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恶劣与无聊，从而更有力地衬托出了禹的牺牲精神和实干能力，起到重申中国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作用。
在《起死》中，作者则将《庄子。至乐》中的故事在时间上向后延展。《庄子。至乐》只是记录了庄子如何为髑髅起死，并有简短谈话。鲁迅则出于对庄子“无是非观”的批判，有意要让庄子在故事中遭遇一次混淆是非的尴尬，将简短的故事向后拉长，并将全文的重心放在庄子为髑髅起死之后的种种麻烦上，而这正是原典籍中所没有的情节。通过这些向后延展的情节，“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鲁迅让庄子在尴尬中最后灰溜溜地逃走了。在这种哑巴吃黄连式的尴尬中，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已不可能会再有市场了。
《奔月》中，作者在《淮南子。览冥训》所记载的“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的基础上，将故事情节大量向前延展了。开篇就写了嫦娥不满意与后羿在一起过着“乌鸦炸酱面”的生活；接下去又写了后羿如何错杀老婆子的母鸡、遇逢蒙半路剪径等。“嫦娥窃以奔月”只是之前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大量的向前延展的故事情节，赋予了“嫦娥窃以奔月”以明确的意义，即嫦娥代表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日常生活对英雄后羿的抛弃。
意义与价值总是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的特定产物，特定的语境决定了语言的价值向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经过了数千年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诠释，这些经典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义。鲁迅通过对原有故事的延展，将典籍中的故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既有语境中挪移出来，重新置于一个新的语境之中，原故事本身在文化历史中形成的固定的寓意，就突然失去了依托，从而使“寓意”与“旧文本”之间产生了剥离。正是在这剥离之间，新的文本实现了对旧的经典的价值颠覆。
之四：反讽
反讽既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方法，也是一种主题层面上的创作原则。
新批评派理论家布鲁克斯对反讽作了比较详备的解释，他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语境能使一句话的含义颠倒。这是就语言层面讲的。赵毅衡在《重访新批评》中对新批评的反讽评述时说过：“与新批评的大多数理论一样，反讽首先被视为语言技巧，然后发展成宏观的、作品全局性的结构特征。”同时，他还批评布鲁克斯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下定义时从语言角度出发，举例时又是许多宏观性的”。
语言层面反讽的运用，在《故事新编》中是比较普遍的，以致于它为整个作品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阅读《故事新编》时，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要轻易相信作者所表达的表面意义，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对作品进行浅层次的误读。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读者只是随着作者的语言表层意思读下去，很可能走到与作品的主题完全相反的结论上去。
在《补天》中，“顶长方板”的人将竹片交给女娲后，女娲问他“这是什么”，他“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看上去煞有介事，实际上在女娲面前显得十分无聊与做作。他们的求仙问道也好、战争也好、正义之争也好、《尚书》体的文体也好，在女娲正进行的“炼五色石以补天”伟大功业面前，都是十分渺小的。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严肃认真，就越加显得滑稽可笑。
在《奔月》中，后羿错射杀了老婆子的母鸡，后羿赶紧解释，并自报家门要承担责任：
“夷羿？……谁呢？我不知道。”她看着他的脸，说。
“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
“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
老婆子赞扬逢蒙，与小说后面写到的逢蒙剪径行为形成对比，使得赞美变成了对逢蒙最严厉的讽刺。
在《理水》中，反讽运用得更充分。鲁迅给了“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随着阅读深入，读者终究发现，这些很有学问的学者展示的原来都是自己的百般丑态。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做“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于是他勇猛的站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屑和水研成浆，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二十七天工夫。
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拿拄杖的学者的“遗传”逻辑，看似披了科学外衣，其实是尽显了他的荒唐无聊。对“民食”的鉴赏，看似十分负责、十分专业，却深刻地表现了这些官员们的对民众生活的麻木不仁和道德上的无耻。树上的考据，更是形象地刻画了无聊文人们对灾民苦难生活的愚昧与麻木。
在《起死》中，通过巡士的话引用了“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以反讽一些人对自杀者的漠视。在《奔月》中，又引用了高长虹诽谤鲁迅的话：“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由于语境的改变，这些诽谤的话完全没有逻辑基础，以致反过来嘲讽了无聊的诽谤者。
另外，作品还经常运用看似十分准确的数据来描述事件，在特定的语境中起到特殊的反讽效果。
比如，在《理水》中就有，“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后，这才传来了新闻，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一大阵独木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在《采薇》中就有：“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叔齐高兴得微笑起来，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去拜寿，在寿筵上听来的”。在《铸剑》中就有：“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大家定了定神，便在殿门外商议打捞的办法，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总算得到一种结果”
这些十分准确的数据，如果仅从消极修辞的角度看，在文中完全没有必要，都可以用形容词代替，不会影响行文的准确性。但作者运用具体的数据，故作煞有介事的语调，反而与语境形成落差，对所叙述的事件进行了反讽。如，以上举例中《理水》中的两例，就强化了文化山上学者的无聊；《采薇》和《铸剑》中的几例，用“烙饼”和“煮小米”这些日常生活小事的准确数来形容时间长度，与在伯夷、叔齐看起来是“忠诚”与否的“大节”、与延臣、妃子们打捞大王的头这样的“大事”并置在一起，将这些“大节”“大事”拉下神坛，放到日常生活之中进行判断，解构了其神圣性。
除了以上语言层面上反讽的运用之外，作者还在主题层面运用反讽，以达到解构经典的目的。
在《补天》中，鲁迅让上古初民用“尚书体”说话，是对《尚书》的反讽。在《奔月》中用后羿对妻子嫦娥的“言听计从”，来达到对嫦娥妇人道德的反讽、对后羿作为一个英雄的反讽。在《理水》中对学者们煞有介事的研究、讨论的描写，是对无聊文人的反讽。在《采薇》中对伯夷、叔齐遵守“不食周粟”的十分认真的描写，是对伯夷、叔齐的“愚忠”的反讽。在《铸剑》中对大臣妃子们辨别大王头骨的描写，是对统治者的愚蠢与荒淫的反讽。在《出关》中对以关尹喜为首的官吏对老子的盘剥（包括要老子写讲义）的描写，是对《道德经》经典性、神圣性的反讽。在《起死》中，对髑髅复活后行为的描写，是对庄子无是非观的反讽。通过这些反讽，使“旧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业已形成的固定的意义解释系统，重新得以解放出来，呈现出解释的多向度和无限可能性。
之五：戏拟
关于《故事新编》语言的戏拟问题，郑家建先生在《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同整部作品一样，作者坚它的论述非常精到、深刻和全面，让我启发良多。
郑家建认为，戏拟语言，除了有意改变语言的语境使之变得不真实外，还要在这种摹拟语言中，能够听出一种新的立场、新的意向，并且这种新的意向往往是否定性的、讽刺性的。作者还进一步将语言的戏拟进行了类型分析，以为可以分成下面几种细类：一是摹拟他人话语而改变其意向。如《补天》中那些拟《尚书》的语言，使人能感受到一种油滑、嘲讽的意味。二是转变他人语言而改变其意向。三是讽拟性的讲述体。如《采薇》中阿金讲述伯夷、叔齐之死的那段话。四是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