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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后期，占据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十几年的中心位置。而鲁迅的《故事新编》正是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八篇小说作品，最早的写于1922年，最晚的写于1935年。对于现实的思想文化十分敏锐的鲁迅，其创作会脱离这一思想氛围吗？
虽然整理国故运动后来被文化界指为将人们的思想视线引向故纸堆而不关注社会现实与革命，这一点包括胡适在内的这些整理国故的主将也曾有过深刻反思。但是，整理国故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方向与领域的不确定情形下提出的，对于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更加理性、更加深入所取到的积极作用，却是历史永远无法抹掉的。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
对《故事新编》的细读就会发现，整理国故运动对于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影响又不是简单的直接决定式的，它的影响是繁杂的、多角度的，既取决于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态度，也取决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李长之说过，鲁迅“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壁垒，他于是学西医，然而同时他却是接受了整个的那代表着在西洋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李长之P2…3）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与“整理国故”运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使得鲁迅不自觉地与整理国故运动相合拍，以重新估定价值、怀疑的态度看待“故事”，在“故事”中输入新的价值观念。
但鲁迅对整理国故又是警惕的。这也许是出于鲁迅对整理国故之尚在“整理”而不如他之“否定”之彻底。否定是鲜明的是非界限，而整理却尚可一分为二。鲁迅不喜欢一分为二的东西，他喜欢痛快与彻底。他曾经告诉青年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他曾经批评胡适打出“整理国故这面旗子来号召，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警惕也来源于他强烈的个性和生命意识。在思想上，鲁迅是个极其“不合群”的人，他警惕和怀疑一切强大的事物，特别是来自某些有组织的学派、学社。他似乎从来没有很顺利地与他人合作过社团，也反对别人将之归于某个派别。他说过，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整理国故”偏偏是有组织的一项运动，学派林立，刊物纷纭，一时成为显学。这越加重了鲁迅的警惕，使他主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保持距离，尽管他并不完全反对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作用。
他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当然也脱不开与那些运动中的人物的联系。整个运动，胡适先生提纲导演，傅斯年、顾颉刚、钱玄同、罗家伦、沈兼士、周作人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演员。不说与胡适同为《新青年》同仁，仅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与鲁迅均为章门太炎先生弟子这一点，就足以使鲁迅不会离整理国故太远。况且，钱玄同作为运动主将之一，其主张与同仁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主将顾颉刚更是同气相求，却同时他又是当年亲劝鲁迅出山的人，其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这些，都为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建立种种关系提供了可能，它同时也使得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远非赞成与反对如此简单。
事实上，鲁迅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国故”的整理。他极认真地校勘过《嵇康集》，搜罗历代小说史料，汇辑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小说备校》、《古小说钩沉》等小说研究资料，著有“国故”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鲁迅是赞同“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的评判的，表现出来的也有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鲁迅对有组织的整理国故运动出于个性的原因有着排斥，表现出来的却也有他自觉地与“整理国故”者们一样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
《故事新编》是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策应，却又是一个与整理国故运动态度暧昧、充满矛盾的文本。
时间节奏上的对应
我们首先可以在创作的时间上看到《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相同节奏。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八篇作品，前后历经13年之久，大约集中在三个时间段内完成。
最早创作的是《补天》，原作《不周山》，创作于1922年11月的北京，其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胡适之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虽然早在1919年，并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重要原则、方法等，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总纲。但第一个有影响的整理国故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的建立，却在1922年1月17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同时为成员。1923年1月，《国学季刊》正式创刊，胡适代表全体同仁执笔撰写了《发刊宣言》，将“疑古的态度”作为这一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中心见解，“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学术运动才真正形成。
第二阶段，是分别于1926年10月和12月创作于厦门大学的《铸剑》和《奔月》。这段时间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的主将、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有过共事的经历并最终闹了矛盾分道扬镳。
创作的第三个时间段是作者在上海，于1934…1935年。鲁迅分别于1934年8月创作了《非攻》、1935年11月创作了《理水》、12月创作了《采薇》、《出关》和《起死》。其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走向哀竭的时候。整理国故运动的参与者吕思勉在1935年底也反思说：“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卢P124）
这三个集中创作的时间段，对应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高潮和消亡三个阶段，除了表面看上去的巧合之外，也体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对《故事新编》的潜在影响。
当然，我们不必把鲁迅创作《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在时间上的对应看作完全是鲁迅被动的接受它的影响的过程。在看到整理国故运动影响的同时，我们首先要认清楚，鲁迅是在历经过“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奈之后，才进入解构的企图下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只是外在地、恰巧地契合了他内在的思想发展。
思想方法上的策应
《故事新编》之所以显得“另类”，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题材与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鲁迅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样。
他的小说，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题材和主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国民性、封建压迫、科举制度、革命、知识分子、妇妇命运、生命、爱情……
但《故事新编》为什么忽然就选了“神话、传说和史实”作为题材进行创作呢？在这种跨度之间，我们明显感知到，是当时思想文化生活中的主流——整理国故运动将鲁迅的视野引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上。
鲁迅在《序言》中说他创作《补天》的初衷“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这里的“很认真”，即是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这不正是胡适给整理国故运动所提出的“输入学理”吗？而其目标不正是要“再造文明”吗？
虽然作品中的这种“认真”没有完全进行下去，但“再造文明”的目的性，却依然是其它各篇小说的价值所指。整部小说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源头问题进行了解构，用批判的态度重新赋予“旧文本”以新的意义，释放出新的诠释空间。
“1921年底，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顾颉刚经过对历代关于尧舜、伯夷、叔齐等人事迹记载的考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事迹是后世慢慢附上去的，是渐渐‘踵事增华’的。（卢P70）”1922年，顾颉刚在编纂“上古史”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P71）1923年5月，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首次正式将自己关于古史研究的重大见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正式公布，奠定了“古史辨派”的理论基础。
《故事新编》对“旧典籍”的解构，不但贯穿了“疑古的态度”，始终用现代的思想去重新观照，而且还有着拆开这历史的“层累”，重还历史原貌的作用。如《采薇》对伯夷、叔齐的刻画，就是故意将他们躲避周王朝的经过与“小穷奇”“阿金嫂”“天鹿”的故事拼接上去，从而实现了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真实性的深刻否定。
《故事新编》对“整理国故”的批判
客观上看，《故事新编》构成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策应，但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还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观点。
鲁迅曾经批评胡适打出“整理国故这面旗子来号召，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未有天才之前》）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对“整理国故”的批判，主要不是从学理，而是从生命个体的感受与体验、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角度，直观地把握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于中国民众及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讲到他的创作方法：“叙述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暂且不论《故事新编》是否真有时“信口开河”，仅就鲁迅在序言中故意宣称在创作中“信口开河”，本身就是对整理国故运动崇尚“考据”、“疑古”思想方法的“反其道而行之”，体现了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不屑与警惕。
与胡适“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疑古态度相反，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并不全部用否定的眼光看待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实”，他在小说中充分肯定了墨子的实干精神、夏禹的牺牲精神及女娲的创造精神、黑衣人的复仇精神。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本是用文学的方法，可以不同于学术的学理严肃性；另一方面，鲁迅更加注重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他是从为新文化增添新的有价值的精神的角度，而不仅仅是“考据”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的角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
鲁迅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事件细节进行“考据”的兴趣，他只强调文化精神的价值，而模糊地处理史实的真实性、准确性。这反映了鲁迅也未能幸免中国人思维中不追求准确的“差不多”特点。胡适曾作一篇小文《差不多先生》讽刺过国人凡事“差不多”的缺点；而鲁迅自己在小说《端午节》中以自已为原型也塑造了一个“差不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