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 第24节

　　多少年来，之所以关于《故事新编》的创作评价问题难以形成共识，以致在“油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狭隘地将它放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下进行思考，以致一些理解牵强附会。唐彛�凭自己的直觉发现《故事新编》超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范畴，但他却仍无法对它的创作进行理性的界定。

　　这种状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严家炎的《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一文中，认为“《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而主要是现代主义——确切一点说是表现主义的产物。”严家炎历数了鲁迅对现代主义的接受过程，指出了从现实主义理解《故事新编》“注定是个死结”。他认为，“故事新编”的创作虽然从1922年起到1935年止长达13年，但全书各篇始终贯穿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就是对传统小说艺术的大胆突破和创新。”而这种创新的结果就是表现主义的创作原则在作品中得到体现。

　　严家炎的评论是很有创见的。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文化中心，鲁迅以十分犀利敏锐的艺术感觉，将创作原则从现实主义推向了现代主义——表现主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仅表现主义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鲁迅的艺术特征，我们用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将之概括，会更加准确合理。

　　表现主义，常常仅指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一种关系；现代主义则包括整个创作的思维方式。“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超越和悖离，它们都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表现出随意性、不确定的特征。作家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作品内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体的语词、句法、反讽性修辞效果所替代。叙事中心、整体性、统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发性、非连续性的叙事游戏所取代。”（摘自百度知道“现代主义”　词条）

　　《故事新编》的解构，本质上就是现代主义的手法，它破坏了一切业已定型的观念，从被“权力”禁锢的“知识”中解放出更多的意义。这种现代主义的思维观念，打破了现实主义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追求典型化的创作方法的禁锢，并在中国开启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作品大胆运用夸张、变形、杂糅、蒙太奇、荒诞等艺术手法，使作品形态呈现多种声音、多种格调并存，艺术形象光怪陆离，作品主题错综折射，局部与整体之间形成多层关系、文本互渗性等等，完全超出了现实主义“题材—主题”之间的线形结构，使作品有能力表现更加复杂得多的社会内容和主题。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文学界得到了应承，并首先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所表现，出现了“1920年代的象征诗派、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罗振亚《现代主义诗歌史论》P4），并出现了现代主义的成熟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但现代主义在小说领域中却少有成就。《故事新编》成为这少数成就中独得大成就的现代主义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新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标本价值，完全不亚于《呐喊》、《彷徨》的地位。

　　
　　小说文体：《故事新编》的跨文体特征

　　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也同时是文体家。他们能将文体的桎梏打破，敢于并善于以新的文体形式安放下自己的思想内容，表达自己不羁的艺术追求。杂文就是鲁迅安放自己思想所创造性地推动它成熟的一种文体。

　　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鲁迅自我定位为“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神话、传说和史实”是于内容而言的，而“演义”则是作品的文体而言的。在鲁迅当时看来，没有哪一种文体比“演义”更能恰当地概括自己的作品了。但是鲁迅的“演义”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演义”已有了很大的区别，故“演义”两字并没有使评论家得到满足，因为其真正的文体艺术特征并没有得到揭示。

　　对《故事新编》文体的定位也是历来争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小说观。认为作品主要是用现代的一些观点去写“神话、传说和史实”，历史是小说的主体，主题是表现历史事件，塑造的是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为主干的故事中“穿插”的现代语言与细节，是属于次要内容。二是讽刺作品观。认为作品是鲁迅杂文的一种变体，看似写的是古代的人物故事，其实是讽刺现代生活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是鲁迅出于“战斗的需要”采取的一种讽刺手法；讽刺是主题，历史是题材。

　　郑家健在《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一书中，对《故事新编》的文体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得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从横向上把《故事新编》与鲁迅的杂文、散文以及散文诗联系起来，从纵向上与《呐喊》《彷徨》以及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它在文体上是“反规范”的，实行的是“反文体”写作和文体创造，形成了现代“奇书”文体。

　　郑家健关于“文体越界”、“反文体”　写作的分析很给人启发，但如果将《故事新编》称为“现代奇书”，则同历史小说观的偏颇、新杂文说的谬误一样，是对《故事新编》文体特征的混淆。

　　沿着“文体越界”和“反文体写作”的分析思路，我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它将小说的故事、散文的从容、杂文的讽刺、历史的确凿融铸一体，形成了文体的杂烩特征。第一，它的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事故情节，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具备小说的美学特征；第二，它的行文并没有完全照着小说的节奏进行，在小说的很多情节处，穿插了大量的闲笔，使之从容不迫，舒张有致，有散文之美；第三，它犀利泼辣，话中带刺，用漫画的手法展开了大量的反讽，有着杂文的批判精神；第四，它的题材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主要情节或故事框架基本上于史有征，有着历史的确凿。

　　这种跨文体写作与作品“解构”的创作原则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它将各种文体特征糅合为一体，是“解构”在文体上形成的痕迹；另一方面，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跨文体写作则是对“文体”的颠覆。

　　《故事新编》就这样从里到外都浸透着反传统、反规范、反权威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鲁迅式失败：退却还是前行
第二节　　退却还是前行

　　
　　鲁迅式失败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鲁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很想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但回答之前需要很多前提对这个问题进行框定。比如怎样才算是成功？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才算成功？是否要彻底改变才算成功？是不是实现了鲁迅预想的目标，建立了“人国”才算成功？这些问题的提出，又使得“鲁迅是失败还是成功”的问题显得十分粗鄙。

　　放远一点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最终的失败者，在时间面前，无论谁，最终都是要被后来者抛弃或者超越，他一生遇到的困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最终都是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消解。

　　于是，我们不如退回来，剥落不必要的条件限制，就鲁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来讨论成败；或者更小一点地说，从《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来讨论鲁迅的成败。于是，我们说，鲁迅是失败者。

　　
　　“建设—批判—解构”之路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起始于青年时期，且毕其一生。早期写作文言论言四篇，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建设的尝试（此后虽然也有系统的文化建设，如《中国小说史略》等，但主要还是以批判为主）；之后经历杂文、小说的写作时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时期，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直到晚年写作《故事新编》，使他进入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时期。

　　从表面看，从建设到批判再到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的干预与否定。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设，而解构则是更有力的批判。但从创作主体鲁迅的角度看，则这是一连串失败的表征。

　　文言论文的写作，是鲁迅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中来的努力。留学日本，使他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具有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这成为他思考中国文化改造的起点。他的《摩罗诗力学》、《文化偏至论》等，大量使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进行思考，是他将西方思想充实到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尝试。可这种尝试能改变中国文化现状吗？在四篇文言论文写作之后，鲁迅搁下了笔，反思着自己这样的文化建设，陷入了十年沉默之中。他的沉默是深深的失望，他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高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认为鲁迅一次办刊失败就造成如此深的挫折感，是不确切的。办刊失败只是表面的引子，而更深的内在原因是他内心的困惑与焦虑：如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路在哪里？

　　于是鲁迅开始了批判。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找到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切入点，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所谓“战斗”之中。他批判的节奏越来越快。一方面他写的东西篇幅越来越短小精悍，作文周期越来越短，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从小说创作开始而放弃小说专写更能直接干预现实的杂文，使他的批判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快的批判节奏，除了容易丧失批判的深度之外，另一个负面的作用是使批判陷于具体的现象与问题而不可自拔，而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弊病却无暇顾及，反而显得“只察秋毫，不见舆薪”。看鲁迅后期的杂文常常陷于论争之中，常常让人觉得大材小用，浪费了一代文豪的精力。

　　我相信鲁迅本人是应该有所觉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变，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庞大存在不变，再强烈的文化批判与社会批评，都难以回天。

　　于是，必须再次退回去，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不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去直接面对它、批判它——这才是《故事新编》的产生在创作主体内的动因。

　　从文化建设退回到文化批判，再从文化批判退回到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它是一条不断向后退却的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存在不屑一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份低估。即使百年过去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历经多次政治与文化变革，很多当年提出的问题还是没能很好地解决。鲁迅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鏖战中虽然不得不一路退却，但却又始终坚守阵线，进行着“韧性”的战斗。

　　
　　“文化现象—国民性—文化源头”之路

　　鲁迅的所谓失败，还可以作另一种角度的观察。

　　在文化批判生涯中，鲁迅首先是从文化本身的表现形态入手的。他的视野专注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对民众的专制，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如何失去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能力，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掩盖真相愚化民众。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