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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学理式的分析还是文学化的感染，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始终如一的。在批判中，鲁迅作为批判主体与中国旧文化传统之间是对立的，即就是说，鲁迅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否定的。这就像面对旧文化象征的雷峰塔，鲁迅是从塔外一砖一瓦地将之拆除，虽然这样拆除的，有时是塔的梁柱，危及整个旧文化体系的庞大建筑，有时不过门头之类的装饰小品，无关大体。
有人说，鲁迅不但解剖别人，更是敢于解剖自己。因为鲁迅本身也将自己作为旧文化的一个残余对待的，他明确说过自己是“从旧营垒来”的，身上带着旧文化的鬼气，对自身毫不饶恕的批判，更能说明他没有放过自己眼下旧文化的每一个腐朽之处，使得他的批判更具反省式的意义。
从外部批判旧文化，对旧文化的破坏只能是点点滴滴的。只有到了鲁迅晚期创作的《故事新编》，我们才看到，鲁迅才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与核心之中、深入中华文明的古塔内部，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为致命的手术：解构。
第三节 批判与解构
第三节 批判与解构
文化的通约性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一部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史。西学东渐，堪称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从国家的组织形态的宏观体制，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形式，从哲学、政治、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到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无不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今天，它又借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手段，使这种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在消极的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江河日下、日渐式微；在积极的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大气磅礴。若从世界文明交流的更高层次上说，这过程不正说明了人类具有超出不同文明范式进行交流的可能吗？我相信，在这个无比壮观的过程的表面之下，不同的文明体系之内本身就自然地存在着相通的、最基本的文化因子、文化结构、文化价值或文化自觉，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些不同体系文明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这一信念在我对《故事新编》的理解中又一次得以印证。在这部由近百年前的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一个对中国旧文化极端得无以复加的批判者，对中国旧文化的批评采取的一种态度：解构。解构，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加以拆解、怀疑、否定和重估。这种将拆解、怀疑、否定与重估融于一体的解构，在西方哲学文化史上，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从法国知识界走上人类知识系谱的舞台的，两者相距了三四十年。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文明体系中，产生基本相似的文化现象，这并非完全偶然，而是缘于文化本身具有的通约性。文化的这种通约性，能使得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各自封闭的体系内沿着各自的方向成长与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相似与相通的东西。
西方哲学中的解构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解构主义，是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后结构主义中发展创立的一个哲学派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里达沿着后结构主义的路径，在对结构主义、胡塞尔现象学以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的方法。
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而上学本质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由于德里达本人并没有对解构主义进行直接的总结与定义，解构主义似乎一直显得难以表述。他的解构哲学是“寄生”型的，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表现在德里达对西方大量哲学经典的阅读与理解之中。
“解构”一词是德里达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发展而来的。针对结构主义认为“人有一种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构造能力”，以及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传统认识论，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在作品之中解开、析出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多重意义”，“使一种解释或意义不致于压倒其它各种”，从而揭露真理的虚构性，“强调意义的绝对自由，认为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特有的批评，而对于这个人的批评，其他人又会有不同的批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的疑问永无止境，永远不会有结束，形成开放的场。”（朱立元P935）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这样，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方法，更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新知识/思想的生成形式，或者可以不无夸大地说，最具有未来面向的知识生产形式。”（陈晓明P3）在对结构主义的解构阅读中，德里达引入时间性，否定结构主义的中心主义性质。在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的解构中，引入了“延异”以否定现象学的“本原论”，即，“本原总是处于延异之中，它总是延迟着到场，在它内部总已蕴含着区别、差异。”（朱刚P35）晚年，德里达又展开了对正义、伦理、法律、政治的解构，使得他的解构哲学更加丰富而繁杂。
然而，解构主义并不是否定、怀疑一切。即使在前期批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时，德里达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寻求肯定性；后期的德里达则更是一直在寻求意义与价值的肯定。所以说，真正的解构，“并不是简单的颠覆、拒绝和否定”，（陈晓明语）它是有底线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今天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解构理论的观照下，本质主义、同一性、二元对立等都将成为重新质疑的对象，它几乎颠覆着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哲学史上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开创性的思想源泉。
解构的本质
德里达的研究领域涉及面非常之广，又对解构主义理论没有系统的论述，他本身也反对以系统化的方法对其理论加以总结和理解。他的理论都在他对不同作品的阅读与诠释之中。面对内容庞杂头绪纷繁的解构主义理论，既使专门的学者也难以完全理清，更惶论一般的读者。
弱水三千，独取一瓢。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既要深入理解掌握解构主义这一对后现代具有开启意义的重要批判方法，把它作为分析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基本工具，使自己的思想从一元化的、已经板结的知识结构中解放出来，勇于对知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要尽量避免陷入德里达深邃、晦涩的哲学漩涡之中不可自拔。因此，我们在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就可以结合自己的需要，在保证其核心观点正确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理解，以为我所用；或者，在保证其意义完整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抓住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其某一方面的意义加以应用，从而促进这些观念有选择地吸收到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中国思想文化中来。
对于解构，在这里我不想去做过于学院化的理解，以免读者陷入西方哲学概念的泥沼。我只想通过自己对《故事新编》的理解来把握“解构”；同时，运用“解构”的思想方法来理解《故事新编》。在这里，我所理解的“解构”，虽然来源于德里达，却并不拘泥于德里达，或者说它只是德里达哲学的一部分内容而已，但它却是德里达的哲学与《故事新编》本身艺术特征的结合物。
归纳起来，我所理解的解构，主要有在几个方面的限制性意义：
一、它脱胎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但不完全等同于它；
二、它是非中心的、反权威的，多解的，对事物进行着无限可能的诠释；
三、它作为一个过程，是在主体的参与下完成的；
四、它是批判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却不仅是批判，它有着比一般的批判更丰富的内涵，包含着肯定的因素；因此它有时接近它的反面——重构。
五、它是对价值的否定、怀疑与重估；
六、它的是从对象的内部进行的，在对象的逻辑之中将对象瓦解。
《故事新编》的解构思维
当我们从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故事新编》时，关于《故事新编》的“油滑”问题、历史小说的体裁问题及其在鲁迅作品中的地位问题等各种长期陷入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在他对中国文化进行建设的失败、以小说和杂文进行深入批判等经验之上进行的，是出于“战斗”的需要所采取的批评方式。他的解构是从中国文学或哲学的内部生长起来的，是鲁迅在批评方式上的发展与演化的结果。
《故事新编》八篇，选择“神话、传说与史实”作为题材，是因为这些题材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中处于最基础的位置，对其所进行的怀疑、否定与重估，将撼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塔（将中国传统文化喻为大厦是不合适的，大厦是现代的，古塔是过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陈旧，使得它更像古塔）。鲁迅从“神话、传说与史实”中读出新的意义，在实践上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并非只有单一的意义，警示我们“使一种解释或意义不致于压倒其它各种”。这既是鲁迅怀疑精神的继续，也是其批判精神的发展。鲁迅正是通过解构“神话、传说与史实”以实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从而为现代中国新文化建设“扫荡”出一片新的天地。
解构在鲁迅作品中
对《故事新编》解构的理解，有必要把它放到鲁迅整个创作的背景下。鲁迅的创作（译著除外），从内容上划分，大概有三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一是从青年时期写作文言论文（在《坟》等杂文作品集中），到之后创作小说《呐喊》、《彷徨》，再到大量杂文、杂感、论争，最后再到《故事新编》，是鲁迅围绕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问题所进行的创作，作品所注重的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批评价值。二是《野草》、《朝花夕拾》、《两地书》和大量书信。作品主要体现的是作家的性情或情怀，作品功能是向内的，带有个人的印记或出于个人的实用功能，突出的是作者个人本身的情感价值。三是《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汉文学史》等学术专著，虽然也注重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与建设的价值，但它毕竟是学术专著，进行的是学术建设，是比文化建设更加具体的工作，受众并不是普通读者，注重的主要还是学术性价值。
在这三部分中，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批评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为评论家所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文化的建设，使鲁迅创作了长篇文言论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功能的批判，使鲁迅创作了《呐喊》、《彷徨》；对中国传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