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这一段回忆，信息的含量实在是太复杂了。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惟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两年前，母亲刚从国外回来那一天，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彼时，张爱玲一定是失望的——刻意的、小小的心思，却一点没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阔大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所以，这次分别时，女孩张爱玲，在情感上才有表和里的如此不同。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孤僻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仅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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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1）
张爱玲后来总结，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说她那时候很压抑，不大愿说话。
我想，这只是一个总体的感觉，且主要是因后母的缘故。而她中学生活的细部，还不至于全都一塌糊涂。
她在中学时代，也有普通小女生的快乐。
她喜欢吃零食，每次带弟弟出去，都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她喜欢吃一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只要周末一回到家，那老女仆就会做给她吃。
她常和表姐妹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在这种时候，她都显得相当开朗，特别是和三表姐黄家漪聊起天来，就更是嘻嘻哈哈，乐不可支。
她也渴望成熟与享受。在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还怪她：为何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
她的性格，在中学时就已经基本形成，后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她性格内向，审美天赋很好，不大注意俗务。
她需要的是审美知音——人群中很稀少的那种。
在遇到年龄比她大或陌生人时，她一向话少，只有和表姐妹们或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话才比较多。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谈起她所喜欢的小说、电影、戏剧等话题，就忍不住逸兴飞扬，滔滔不绝。后来跟弟弟谈话，也多是这类内容，很少谈到俗事。
因为太爱看书，在中学时她眼睛就近视了，带了一副淡黄颜色镜架的眼镜。那时她人很瘦，又很高，衣着随便，但整个人透出一种书卷气，沉静肃穆，给人感觉不是一个普通女孩。
她所读的圣马利亚女校，在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87号。，创立于1887年，到那时已建校44年了。它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道，为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
这个女校的毕业生，一般会成为买办或外交官的太太，独立一些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交际明星，或者出洋去深造。
师生们很为这所学校而自豪，她们亲切地简称自己的学校为“圣校”。
这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因不堪课程压力和管制严格而退学的，但张爱玲似乎游刃有余，各科成绩都是甲或A。而且，在这里，她还发展了自己的多方面爱好。
学校的课程，分为中英文两大部分。
英文部，设置了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史、地理和圣经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全都是从英、美来的，其中以“老小姐”居多。
中文部则设置了国文、国史和中国地理三科，担任教师的，初中部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女性，高中部则多是前清科举出身的遗老。
张爱玲入校后很长时间内，学校不大重视“国文”。教她们班级国文的，是一位30岁的老小姐，不苟言笑。
这位女老师的思维也很刻板，课讲得乏味。一次作文课，她郑重其事地讲，文章开头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又讲结尾也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大家洗耳恭听，只听她又一字一板地说：“中间一定也要好……”
不等她说出下文，全班已经哄堂大笑！
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
1936年秋，在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情况有了变化。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来当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并兼任张爱玲这一班的国文课。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之意。一直到1956年，中国内地的课本还曾保留着这个叫法。我觉得这个名称，准确而亲切，有尊严感。被废弃多年不用，现在看起来是那样陌生了。 。 想看书来
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2）
汪先生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到校后，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订，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力图扭转校方过去轻视国文的倾向。
他上的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为学生出了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女学生们一片哗然。过去老师出的作文章题，不是说立志，就是说知耻，只能照着新八股的路子去作，从没见过这样谈艺术的题目。
汪老师解释道：第一个题，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第二个题《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影评。他还鼓励同学们，假如有另外的思想要发表，不妨自由命题，且可以使用任何体裁。
等到作文卷交齐，汪老师发现，大家的文章多为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全无思想，无非以虚词连缀了几百字而已。看来，孩子们缺乏最基本的训练。
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惟一的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行文很潇洒，词藻也华丽，只是有一些别字。
汪先生注意看了一下署名，是——张爱玲。
发回作文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唱名，学生们依次上来领回。念到张爱玲的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见从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个高个儿而清瘦的女生，表情板滞，衣着也不入时——那时流行的是窄袖旗袍，可她穿的是宽袖。
汪先生对张爱玲的作文大加赞赏，当众朗读了一遍，以为示范。同学们自然是投来欣羡的目光，但张爱玲依然是面无表情。
在汪宏声老师的带动下，圣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发起者请张爱玲当编者，爱玲没有同意，只答应为刊物投稿。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张爱玲在同学中并非以文采闻名，而是以“贵人多忘事”而出名。
她经常欠交作业卷。老师问起，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一句“我忘啦”，说时，两手还无奈地摊开。
老师们对此毫无办法。
以至有一次，汪老师向她催交一篇作文，她一张嘴就是：“我——”汪老师便紧接上：“——忘啦！”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
隔不多久，她交上了一篇《霸王别姬》（上半篇）。这是一篇随兴而写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拆成了两篇来顶数。
她的懒散，也有名。上课时总在末一排，并不听讲，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似是在记笔记，实则在画上课教师的速写像。
她不事修饰，总是那么灰朴朴的，卧室也是最乱的一间。
那时候，舍监如果发现有人的鞋子不按规定放在鞋柜里，就会把鞋放在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众。女生们如有被抓住的，都深以为耻，而张爱玲的皮鞋“出镜率”最高。可是她并不在意，大不了说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啦！”
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除了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圣校的其他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张爱玲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
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给《国光》的投稿，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3）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老师一看便知，这是张爱玲的“杰作”，讽刺两位男老师的。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本为不妥，但汪老师想：圣校气氛太过肃穆，有少许调剂也不妨，于是予以放行。
讽刺诗登出后，引发了一场风波，险些收不了场。
头一首诗讽刺的，是姜适君老师。姜老师为人随和，认为这种小诗谑而不虐，游戏而已，于是一笑了之。而另外一位，可没有这么大度，他愤然向美籍校长投诉。
校长便将汪老师和《国光》编者谢振同学请去问话，给了三个处理办法，请他们自选。一是向该老师书面道歉；二是《国光》停刊；三是作者张爱玲不准毕业。
汪老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第一个办法。不过，“受辱”的老师也自觉做得过了，怕伤了和气，于是婉拒道歉，此风波才告消弭。
在文学写作上，中学时代是张爱玲的一个孕育期。她此时的热爱阅读、多思、内向、敏感，都是日后成为名家的基本素质。
在那篇著名的《我的天才梦》里，张爱玲曾说过，她在7岁时就写过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情节一波三折，有点《三言二拍》的意思。接着，又提笔要写《隋唐演义》，起首一句就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令成人都吃惊。可惜都只开了一个头，便写不下去了。
9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向《新闻报》本埠副刊投稿，可惜均不见回音。
张爱玲后来的散文集《流言》的1945年版，就收录了一封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