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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家里买了车，母亲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我说：“在抢救了，想找车，但是要不到。”我们在家里发现父亲发病时，想从校车队找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校车队说没有，不给派，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后来，我们家里的人还有邻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但是校医院说借担架是要交押金的。等交完押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时，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取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我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当天晚上，统战部的一些人到我们家去表示慰问，我按捺不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我说：我们并没有向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不要说他是一个教授，就算是一个乞丐，如果病倒在街头有生命危险，也有坐救护车的资格。我自己也在医院工作，我们从来不问病人是干什么的，该抢救的都会尽力抢救。他现在死了，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给他一个正确评价。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母亲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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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1）
人物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６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
口述：沈龙朱
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光，他总是带我们出去玩
我跟父亲虽然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记忆真是奇怪得很，相隔越遥远的岁月，回忆起来倒越显得清晰。我小时候，全家生活在云南，最初是在城里，后来为逃避日军的轰炸就到农村租了一个房子。父亲每个礼拜到昆明城去讲上两天课，他先是坐一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骑马走十里地才能到达昆明。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光，他总是带我们出去玩。我们住在村子最东北角的杨家大院，出去之后，沿着小路往外走有一大片仙人掌，云南的仙人掌可以大到拴马、拴牛，上面有很甜的果子。在后山，则有大的山楂树、梨树，绕过去有松林、山谷、沙地。父亲经常带我们到那里去日光浴。在地上铺一大块毛巾，光着脚丫子，大家都愉快极了！旁边有各种各样的鸟飞过，父亲就给我们学它们的叫声，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鸟。地上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宝贝，随便在地上捡起一件东西，一看，是玛瑙！在那座山上，往西看，七八里之外就是滇池，当中是很平的田畴。在滇池的边上，可以看到一圈小的护堤树，中间是闪闪发光的水面。美极了！在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年代，父亲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童年。
朱伯母向父亲“埋怨”：“你把他引得也去买这些破烂儿了。”
对于父亲在1949年之后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很多文章都曾经写到过。实际上，他在文物方面的爱好在很早以前就有。在解放以前甚至在他湘西当兵的时候，兴趣就已经存在了。由于父亲在这方面的爱好，解放前期北京大学建立博物馆专业时，韩寿楦就把父亲请了过去帮忙，由父亲负责搜集文物并且规划课程的设置，父亲当时还在博物馆系代了一些课。
那时候，父亲经常到琉璃厂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一些瓷器回家把玩，买回来后，父亲经常叫一些朋友到家里看，跟人家说这些东西好在哪里等等。当时我们住在北大宿舍，父亲每次买回了东西，必然叫来朱光潜先生“炫耀”一番。后来朱光潜也跟父亲一起去“淘宝”，朱伯母就向父亲“埋怨”：“你把他引得也去买这些破烂儿了。”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在街上买到了印度的“贝叶金”。“贝叶金”是一种由植物做成的长形的用来做纸的东西，上面有烫金的印度经文，用绳子一页页串起来。他当时对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懂，但是觉得它们很有价值，就把它们买了回去。从昆明回到北京时，他还带回了许多在昆明搜集的东西，比如说耿马、漆盒子等等。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父亲捐了出去。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2）
对于他买来的那些东西，父亲也只是爱好和欣赏。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看到今天他拿着一个瓷器或者玉器回来了，第二天或者隔了几天又拿走（送朋友）了。在这样的来来去去的过程中，有些物件被我们不小心摔坏了，他也不以为意，并不责怪我们。
沈从文青年
但是不走，对父亲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
解放之后，我们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父亲是一个无心政治的人，对于政治他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政治，我不懂。”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觉得政治没有什么不好懂的，不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嘛，当时我们无法了解他，还觉得他落后，跟不上时代。
在解放前夕，曾经有人把飞机票送到父亲手上，请他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父亲跟朱光潜商量，认为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为了下一代能够在新的环境下生活，应该留下来。商量之后，他们都决定留下来不走。但是不走，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就在当时，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把父亲划到“自觉的反动派”里面，说他是“桃红色的”。这篇文章在解放前夕被北大的学生刷成大字报贴在红楼的五四广场上。我们当时喜欢看热闹，经常到那里去，觉得那里的文章写得很痛快。忽然在文章中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回到家就傻乎乎地跟父亲说了：“广场上还说到你呢，《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的文章，刷成大字报贴在那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知道自己过去虽然并没有靠向国民党，但是在新的情况下他很可能还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他是个要求独立的人。在写作上，他要求有绝对的自由，那时的他已经在考虑在新的环境下是否还能有继续写作的可能性。
后来，他的思想一下子就紊乱了，不止一次地想自杀。他先后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触电，后来又割脉，受了很大的伤。于是父亲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自然无法再在北大上课。当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当初在北大创办博物馆系的韩寿楦，对于父亲有较深的了解，就把他请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在这之前，父亲曾经被派到革命大学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所以父亲正式的单位是历史博物馆，后来在故宫则是属于顾问性质的，包括他在后来搞丝绸、搞服饰，跟故宫都没有什么关联。跟父亲一起到历史博物馆的，还有十多个大学教授，他们后来都陆陆续续地走了。父亲到了历史博物馆之后，觉得自己不是专业出身，需要学很多东西，所以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读相关的书，花更多的精力去看实物。后来又到展览厅给观众做讲解，写说明卡片。历史博物馆当时在午门上面，门外有两个廊，过去是大臣们等待皇帝上朝的地方，父亲当时就在那里办公。实际上，他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每天都爬到午门的城楼上面
有人觉得一个大学教授跑去展览室做讲解员太委屈了，为他感到难受。但是他自己觉得倒没有什么，也不觉得委屈。
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被派去检查登记琉璃厂古玩店库房里的大量文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接触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说当时看到了“几十万件东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多年的工作积累，就成了他以后能够做服饰研究的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3）
父亲做服饰研究的方法，是从材料、花纹的发展，以及各种级别的人所用装饰的不同，考辨流源，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有些专业的用语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认出，但是父亲却做得津津有味。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父亲一再说只是“资料”、“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服饰史”。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父亲一一过目陶瓷、漆器、丝绸等方面的教材，然后在打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修改意见。另外，景德镇在建立陶瓷博物馆的时候，父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解放后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对于这些政治口号，父亲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是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这么轻易送人了？后来随着岁月的变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