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之后，老弱病残都要到第三线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母亲在干校联队里，每天下地干活。父亲则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在距离母亲二十里外的村子里面，一个人过日子。
当时我在单位请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宁，把家中的家具等东西也一并捆起来带着。跟父亲一起去的，有一个修复铜器的专家，还有一个拓印方面的专家。把他送到之后，我把东西交给母亲，就匆匆赶回了北京，都不知道他最后被安排住在哪里。后来我几次去看他，发现他这回住在这儿，下回又住到那儿了。
我第一次去探亲的时候，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我到了那里以后，看到父亲有一张小床，床上有一床帐子，帐子上面是一块塑料布。就是这塑料布，还是别人帮他搭起来的，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床的旁边是一摞箱子，底下用砖垫着，上面也是一块塑料布。地上是一块块的砖，进屋的时候就踩着这些砖走进去。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赶到了母亲那里。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又搬家了。他自己也搬不了，就由别人帮忙把那些东西搬到一个农民的院子里面。那个农民的院子一层是天井、大门洞、猪圈、灶房，二层楼才是住人的地方。父亲当时就住在一层的一间房子里面，房子有门，但是关不上；有窗子，但是是用两块砖头做成十字撑成的。后来他又跟母亲一起被转到丹江。
到了丹江之后，父亲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修改《服饰资料》。那时候，父亲住的是历史博物馆的宿舍，本来是三间，其中有两间是连着的。后来其中的两间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那两间屋子里面的东西也被扔了出来，塞到没有连着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厨房，朋友帮他在房檐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只能放下炉子，以保证不至于淋水，人却只能站在外面做饭。过了将近一年，母亲才调回来。母亲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另外一条胡同给了她两间房子，父亲则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一间房子里面。早晨他自己胡乱吃一点，中午到母亲那边，母亲给他认真做一顿饭。吃完之后，他再带着晚上和明天的（饭），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修改《服饰资料》。他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一公里多一点的路程。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4）
在修改《服饰资料》的过程中，父亲发现自己最初搜集的资料和草稿都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没有了这些，父亲的工作很难进行。后来有些领导提出修改工作很必要，资料才陆陆续续地还到父亲手上。这时候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插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父亲的忘年交王xu协助他完成的，后来他自己花钱又请了一个助手王亚蓉来协助他画插图。
1972年以后，父亲被调到科学院工作，专门建立了一个服饰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以父亲、王（两个予字）xu 、王亚蓉为主。在这个研究室里，父亲完成了《服饰资料》的最后工作。按照父亲的思路，他们还有另外一共十二个专题，但是都没能做下去。
如果让父亲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要在“思”和“信”之间做出选择的时代。过去我们工作，是“思”，现在则要求我们“信”。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老在晚年撰写《随想录》，其实也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父亲觉得，要他从“思”的工作状态转到“信”的状态，实在是太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当时父亲的境况是，如果让他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如果可以让他写下去，那就得同意他按照自己自由思索的结果来写。
身处文坛之外的父亲，还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还很喜欢跟我们讨论。解放之后我们只是阅读苏联的小说，但是他却鼓励我们各个方面都要涉猎一些。父亲跟他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些交往，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少了。对于跟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巴金，父亲有时也批评他“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他跟巴金之间的情谊却一直保持着，彼此之间也非常关心。巴金每次来北京，基本上都来社科院父亲的宿舍看望他。有一次巴老到了社科院的时候，恰巧电梯停了，巴老还是坚持爬电梯上来跟他见面。而父亲每次到上海，也总要到巴老家中，包括我们兄弟几个去上海，他总是叮嘱我们“要到巴老伯家看看”。至于他们谈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应该是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芙蓉镇》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说这部小说“还有点味儿”。母亲当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每当有新人出来的时候就会告知父亲，父亲还是很关心文坛的情况。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写了，他总是觉得没有了生活，“隔”了。
这期间父亲也曾经企图重新拾笔。我的四堂舅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合肥被国民党枪毙，舅妈带着几个孩子过着非常凄苦的日子。父亲对于四堂舅的事情很感兴趣，专门到了宣化去采访我四舅妈和我表姐，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有一年，父亲请了创作假，跟很多作家到江西度假，想把四堂舅的事情写出来。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很痛苦：他写不下去，条件和环境跟他过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1957年，发生了一件我这辈子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情。
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心想学医或者学美术，但当时的形势是号召大家去学兵工，我就响应号召去学兵工了。在大学里，我入了党，做了团总支部书记。但是到了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事情发生以后，我没有敢跟家里说，借口工作忙，长期不回家。但是到了后来，我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了一切。这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家人说，然后回到了家中。
我回到家中之后，父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我。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也是我终生忘不了的，就是把他的一位老朋友刘祖春请到了家中。刘祖春是在抗日战争就到延安的老党员之一，当时被下放到昌平。我们两个人在院子外面的小路上边走边聊，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很多，这种心情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反右”的时候，你本来是革命里面的一员，还是一个小头头，忽然就成了反革命，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集中批判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还得认着。但是忽然来了一个跟你经历相近甚至比你还委屈的人跟你聊天，不是来安慰你，而是让你正确对待、看得平常一点，至于自己，该坚持什么就继续坚持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下子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但是后来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觉得这是父亲的刻意安排。刘祖春当时下放在昌平，我也只是在周六、周日才能回一次家，我们的会面决不是偶然的。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既有一点自负、还有一些自尊、同时又有一点自卑，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的人来说，感到十分适用。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1）
人物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现四川省内江市的东兴区）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范长江
口述：范苏苏
父亲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的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父亲生于1909年10月16日，四川内江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了初中和高中。后来受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参加了一些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初，父亲到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去上学。后来学生们闹学潮，继而爆发了1927年3月的“三·三一”惨案，父亲说当时他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之后他就到了武汉，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生营，并随之到了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现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里还有父亲的照片。
起义的队伍被打散之后，父亲几经周折，先后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他当时上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以为到了学校之后通过念书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父亲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后，逐渐认识到学校当局在态度上倾向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此十分反感。有一次，当时的学校军事训练点名查学生在不在，点到父亲的名字，他出列之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次演说，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之后，父亲决定彻底地和学校决裂，于是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地离开了学校。后来发现自己穿的鞋还是学校的，他就把鞋折成价钱，把鞋钱给学校寄了回去，以表明自己的决裂之心。
父亲离开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在北大选择了半工半读。他和另外三个人早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卖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