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
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
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
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
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
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
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
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
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一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
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
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
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
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
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历史与财富
自序（2）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
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
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
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
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
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
，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
。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
，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 0
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
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
、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
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
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
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
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
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
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
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
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
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
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使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
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
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
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
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
，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
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历史与财富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
。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
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
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 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 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
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
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
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
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
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
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
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
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
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
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
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
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
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
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
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
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