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失去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经历。对更多的人来说，信息还来自媒体，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也许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什么影响。但是媒体扩大衰退的信息，也会使他对未来悲观起来。
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形成和信心极为重要。当然，这绝不是说，媒体要报喜不报忧，像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那样，尽管连饭都吃不饱，还讲形势大好。那种骗人的信息最终只会帮倒忙。媒体要让人相信，首先要给人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是要有选择的。我觉得国内一些媒体引用国外媒体的报道，把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灾难扩大了。比如有媒体引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来未有的。尽管格林斯潘是名人、是权威，但这话并不正确。起码它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那么严重，而30年代距今也不到百年。国外的媒体是與论多元化，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不能一概引进，要选择正确的，这方面媒体应该有判断力。中国的媒体不能成为国外媒体的翻版。
国内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不能追求言论独特引人注目。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应该有责任感。起码说话要有根据、有分析。比如，用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的破产，用一些本来就有问题的企业破产来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欠妥当。把问题讲得过分严重，忽略了基本点，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悲观。有些看法作为个人之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讲，但绝不能扩大到公共媒体上。
当然，振奋人们信心的还在于实际行动。应该说政府支出4万亿的计划是可以振奋信心的。但人们还要看结果。因此，媒体对这个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实施情况，应该及时给以正确的报道。讲得太抽象了，让人难以相信。只讲好、不讲问题，也难以让人相信。
我并不主张“與论一律”，但认为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还是要有正确的导向。这种正确的导向就是要让人对战胜经济困难有信心。不能像吓小孩子那样扩大问题，也不能用虚虚实实的信息来误导公众。在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引导公众的信心，不可等闲视之。
消灭城乡差别之路
儿时生活在农村，长大后对*共产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极为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后，我们应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５0％以下。这表明，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不是农民当“候鸟式”的农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但远远未完成这一过程。要加速这一过程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绝不是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所能解决的。就业最大的部门在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将来吸收农民最有潜力的部门。从企业来看，吸收劳动力最大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极其重要。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在现实中，一说保增长，就是投资于大型项目，就是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看来，我们应该按增加就业的思路来调整产业结构，把就业而不是增长作为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富民。
农民的就业不仅取决于机会，还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失业与空位并存”是当前中国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许多地方对农民进行就业培训，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成人识字率已达70％以上。政府始终重视基础教育。我参观过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学，其设施比中国现在许多小学都要强。农民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迅速拥有在城市就业的一技之长，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农村不少基础教育是有“量”而无“质”，这更加大了农民就业的难度。教育不是消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这种投资更重要。
当然，无论有多少农民进入城市，一个社会总还要有农业，仍然有人当农民。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在于走规模经济之路。不过这种规模经济不能走强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场化之路。市场化之路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兼并，实现大农业。兼并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与设备，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可以由农民进行，也可以由企业家进行。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农业，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提高经营的集约程度，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种好方法。小农经济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长期中消灭城乡差别之路。这条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实现起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实惠。这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要农产品一涨价就反通胀。农产品涨价并不是通胀。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不高，农产品涨价有利于农业的稳定与农民收入增长。但应该注意的是，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并没有归农民，而是富了各个流通环节。因此需要用市场化的思路理顺农产品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涨价增加农民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是弱者，要改善农民的状况还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植。各国都把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应加大财政对农民支持的力度，如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科研等等。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要加强政府扶植的力度。
农业部领导坦言“农民增收不可高估，城乡差别仍在扩大”，也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希望这种关注变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消灭城乡差别之路上迈出一大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1）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之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复活。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甚至直接操控经济。有的国家领导人，如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要把“经济建立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之上”，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痛诉国家干预之害，主张要“埋葬凯恩斯主义”。
当然，凯恩斯主义是埋葬不了的。凯恩斯能在经济学史上留得大名，并长盛不衰，还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贡献，即使从今天来看，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也不为过。经过了七十多年的考验，凯恩斯也不是那种浪得虚名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但他的贡献是在理论上。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微观与宏观之分，既研究经济增长，也研究企业、价值、成本等问题。继承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并不担忧，因此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微观部分。但是，20世纪之后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整体经济出现了停滞，尤其是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绝大多数人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涉及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问题。凯恩斯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尽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是以短期的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但却是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开端。应该说，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已经比凯恩斯的体系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基本框架仍然是凯恩斯的。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作为现代经济的起点，作为经济学史上的里程碑一点也不过分。他分析宏观经济时所用的许多概念如今已成为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我们仍然在使用。
凯恩斯还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没解决的问题，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为货币与实体经济，这两部分又互不相关，被称为“古典二分法”。凯恩斯用利率把货币与实体经济，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深化了我们对货币在经济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使经济学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尽管这种工作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进行的，凯恩斯还不算具有原创性，但他对魏克塞尔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还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通过凯恩斯的著作，这种理论才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传播。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有了这两个贡献中的一个，他就会是不朽的，何况凯恩斯是有两个。我想要“埋葬凯恩斯主义”的人也绝不是要否认凯恩斯的这些贡献。他们要埋葬的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应该说，凯恩斯本人是一个务实的政策官员，他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经济危机问题。他建立宏观理论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因此，从这一理论体系中引导出政策结论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是为政策服务的。这才符合他作为官员而不是学者的身份。
说真心话，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这种体制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由此对一切国家干预，包括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对。在经济学中，我是市场经济的坚定“粉丝”，甚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自居。我也深知，凯恩斯并没有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国策，他的国家干预只是在经济遇到极大困难时的一种应急措施。问题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称为“主义者”，多半是某位伟人思想的歪曲者）把这种应急措施长期化、普遍化了。因此，要埋葬的不是凯恩斯本人的思想而是那些“主义者”的发展，即凯恩斯主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2）
就我的愿望而言也是希望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希望没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粗暴干预。又是调整财政政策，又是调整货币政策，调来调去，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我也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甚至这样说说都有点痴人说梦。决定这世界运行的既不是人民大众，也不是那些天真的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之所以不仅埋葬不了，反而还会发扬光大，就在于它迎合了某些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需要。凯恩斯本人也是官员。
国家干预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掌握国家命运的官员都是精英，尽管他们有时也自称是“小老百姓”，但骨子里他们却是以精英自居的。凯恩斯出身于贵族世家，从来没有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他的国家干预隐含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