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出境，丢下其庞大家产，但是仍有很多人并未逃离此大屠杀。其中一名牺牲者乃是西塞罗。他是垂危共和体制最优秀的守护者，曾大胆批评安东尼和屋大维。他被安东尼的士兵逮捕并斩首，然后将其头颅和双手带回罗马，钉于古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西塞罗许多最耸动人心的演讲即发表于此地。安东尼的夫人——富尔维亚（Fulvia）——到此幸灾乐祸地看着其夫的旧敌首级，并且将一支镶上珠宝的针牢牢刺在西塞罗的利舌上。一位历史学家斯塔尔（Chester G．Starr）写道：“这种行为最足以象征罗马共和寿终正寢了。”
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和解（至少是表面上和解）因屋大维与富尔维亚*克劳迪娅（Claudia）的婚姻而更加强。当时谣传这只是名义上的婚姻罢了，因为屋大维讨厌其邪恶的岳母，而无意于关爱她的女儿。这桩婚姻确实达到其政治目的，减缓了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敌对关系。但是不久，此婚姻仍以离婚收场。
公元前四十二年一月，*院正式奉前任*官凯撒为神。现在，屋大维便能称呼自己为“圣神凯撒之子”了。这又为他带来另一项政治优势。罗马人皆尊敬许多神，爱屋及乌，亦会尊敬神之子。
同年年底，安东尼和屋大维带领由凯撒忠实的老兵所组成的二十个军团，抵达希腊西北方的菲利皮（Philippi）。布鲁图和卡修斯亦率领等数的军团守候于此。这是个大规模的战役——约有二十五万大军—— 然而，同谋者受困于通讯不良与军队的混乱无秩序，使得情势明显地往出征者这边倒。除此之外，布鲁图的领导能力亦有问题，因为布鲁图身受凯撒鬼魂的梦魇之苦，耳际一直萦绕着致命的钟响。依据当时参战的年轻罗马士兵——诗人贺拉斯（Horace）记载，同谋者的军队灰心丧志，纷纷弃甲归降，五体投地。最后，布鲁图和卡西乌皆自尽，而大部分的同谋者也丧命于沙场。他们的死也带走了恢复罗马共和的最后生机。
在菲利皮战役中，屋大维却旧病复发而享受不到战胜的光荣。谣言满天飞，说他在第一场战役期间都待在帐篷内，第二场战役时，当他的帐篷快倾倒时，他还藏身在沼泽里。后来在自传里，他为自己解释（也可以说是辩解），他听命御医的指示而离开总部，因这位御医做了一个灾难警示的梦。当然有可能是，医师看到病人发热又衰弱不堪，于是便利用催眠法来救他。在古代，人们很重视预言式的梦。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军事伙伴阿格里帕把他带到一个安全处所，让他迷迷糊糊地睡着。因为如果他被敌方杀害，于己方的军心士气将会大为不利。另外一种说法的可信度也很高：自幼即体弱多病的屋大维，此时更因病而虚弱不堪，如果他亲自与这些强悍的军团搏斗，他为自己规划好的前程便将立刻断送掉。
无论如何，安东尼知道其罗马的朋友们听说了，有关屋大维在战场上的不光彩行为等谣言。旧属们之所以仍对他忠心耿耿，并使他免于名誉扫地窘境，是因其父亲圣神凯撒之名。
谋害凯撒的人终于死了，而其过去两年的叛乱行径终尝报应。多年以后，当时间和成功冲淡了人们对菲利皮战役的回忆时，罗马大帝——屋大维——发表一份对自己角色的记述：“我将杀害我父亲的人驱除出境，报复他们的罪行。尔后，当他们为共和国发动战争时，我堂堂而战，并两度击退他们。”此时，他并不需提及安东尼的名字。安东尼曾凭借其优异的统御能力，成为菲利皮战役的真正赢家。但战争刚结束时，两造对实情都了然于胸。
获胜者将罗马帝国分为各自管辖的几个部分。安东尼领有东方最富裕的地方——文明的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希腊等行省。屋大维管辖比较*的西半部，包括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安东尼期望屋大维将无法负荷整治西方的重责大任，而使得他继最近的懦弱行径后，再度名誉扫地。三头中的第三人——雷必达——则无可谈之处，因为他并未参加战役，故对军团已丧失影响力了。最后，他被派为非洲一个小行省（现今突尼斯）的总督，远离政治的主流。
而骄矜自喜的安东尼，带着军团的较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诸罗马行省作盛大如皇室的*，并于内陆诸元首处收受奉献，自沿海诸城镇强索金钱。当他停留于其中一个城镇时，妖媚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亲率一艘黄金游艇恭迎这位罗马大将军。宛如六年前的凯撒一般，安东尼第一眼便被她的美色眩惑住了。凯撒曾与克利奥帕特拉同居一段时日，并养育一子，同样的安东尼亦接受克利奥帕特拉的邀请，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的皇宫与她过冬。
屋大维的进展则逊于安东尼了。他病重得几乎无法返回意大利。人们均谣传他离大去之期不远矣。当他好不容易抵达罗马时，脸色惨白如灰，身形更是骨瘦如柴。大部分人都相信——还有些人甚至期望——罗马的问题会把他整死。
腓特烈大帝（1）
第一章：国王和他的勇气
在一七六○年八月十四日，晴朗而暖和的傍晚时分，普鲁士（Prussia）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和其军队将领们坐在靠近西里西亚（Silesia）小镇里格尼茨（Liegnitz）〔即现在波兰（Poland）西南部的雷格尼卡（Legnica）〕的简陋军事帐篷中。在那炎夏的日子里，帐篷令国王和将领们都感到热不可当，而在帐篷外吃着口粮的士兵，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行军，也都已疲倦不堪。唯一打破日落时寂静气氛的，是士兵们的低声交谈，和拴在旁边的马匹偶尔发出的鼻嘶声。然而这宁静平和的情境都只是种假象，因为此时正是从一七五六年到一七六三年之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的第四年，当天晚上似乎注定了是腓特烈国王一生中最惨淡的一夜。
他当时年仅四十八岁，但其憔悴的外表却让他看起来老得多。一整个夏天，他都饱受牙痛、痛风和严重胃痛的折磨，连骑马也感到力不从心，而头发则早已灰白。在战争期间，他的病痛常迫使他不得不坐车赴战场，但还是免不了硬撑着爬到马背上远眺战场的情势。由于疾病缠身，他变得骨瘦如柴而且有些佝偻，蓝色的外套穿在他身上显得松松垮垮。然而从其淡蓝的眼珠中，仍透射出凶猛的光芒。当他听取将领们报告时，严肃的神情让部下们感觉到，虽然形势颇为不利，但他心中仍燃烧着无比的勇气。
根据将领们的战况报告，情况确实相当危急，士兵们均已体力透支无法再战，粮草也只够四天。而这时候，大批奥地利（Austria）和俄罗斯（Russia）的陆军正节节逼近，准备将腓特烈的弱小军队夹在中间彻底歼灭。普鲁士的士兵虽然知道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表现仍很优秀，要不是对他们谑称为“老弗里茨”（old Fritz）的腓特烈国王誓死效忠，或许大部分人早已弃械逃亡了。
听了这些报告后，腓特烈感到万分沮丧，因为去年夏天俄罗斯入侵库纳斯多夫（Kunersdorf〔亦即是现在波兰西部的库诺维其（Kunowice）〕时，在惨烈的攻击中，他的军队已经折损了一半。而新征募的士兵则还太小，有些甚至只有十五岁，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们，然而说不定明天他们就会战死沙场。接下来，腓特烈兵败，而他本人则阵亡或被俘虏，让俄罗斯、法国、奥地利和瑞典享受战胜的果实。此时只有奇迹能挽回颓势，但腓特烈担心他早已用尽了所有奇迹。情势可以说已坏到极点，但他仍决不放弃，他的毅力仍坚不可破。
事实上，腓特烈并不想打这场仗，但情势所逼，种种原因让他不得不投入战争。在十八世纪，尚未形成今日为人所知的欧洲版图，现在的德国，大约就是当时日耳曼（German）诸邦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它又分成好几个王国，而七年战争便是起因于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起的争执，后来奥地利和法国、俄罗斯及瑞典结盟共同对抗普鲁士，而普鲁士和英国则早已有盟约，由于各国的加入才使战争逐渐扩大。
每一个参战的国家都各怀鬼胎。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长久以来便处心积虑要提升法国的势力，以掌控日耳曼语系国家（German…speaking nations），加上他曾听说腓特烈开过他无礼的玩笑而对其深感厌恶，再则法国当时正在印度（India）和美洲殖民地与英国〔当时为英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Ⅱ）统治〕作战，因而英国和普鲁士之间的盟约使普、法成为敌对国家。而此时，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亚〔Bohemia，即捷克斯洛伐（Czechoslovakia）〕女王、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妃的玛利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想收回其以前条约中割让给普鲁士的西里西亚。俄罗斯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皇想并吞波兰，她一直担心普鲁士会阻碍她的计划，而且她和法王路易十五一样，都曾经是腓特烈利嘴下的牺牲品，对腓特烈也是怀恨在心。对腓特烈而言，他一方面要保住西里西亚，一方面要阻止法国扩张势力。再则，他对奥地利和法国结盟来对抗他的可能性一直存疑，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皇族——哈布斯堡家族（the Habsburgs）以及波旁家族（the Bourbons）是宿敌。瑞典之参战，是因为希望在战后可以得到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波罗的海（Baltic）区，加上其他联盟各国愿意付其费用，故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中。最后，英国由于与法国正于美洲及印度交战之中，故支持腓特烈在欧洲与法国对抗。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国为了在欧洲对付腓特烈，便无法派出太多军队和英国争夺远方宝贵的殖民地。
腓特烈大帝（2）
战争之始似乎一切都对普鲁士有利，腓特烈连续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但此时英国已经无法再提供他所需的援助了，庞大的敌军逐渐取得了优势，而普鲁士则节节败退。就在一七六○年八月的夜晚，腓特烈心情沉重地坐在战斗帐篷中，听他的将领们陈述着令人沮丧的战况，他试图想出一种挽回颓势的办法，他不能放弃，但情势似乎已毫无希望。
突然，帐篷外起了一阵骚动，透过黄昏的薄暮和摇曳的营火，腓特烈和将领们看到一个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的人摇摇晃晃，走进了帐篷，满身酒气地喊着要见国王。换成别的君王，可能早下令把这鲁莽的家伙拖出去鞭打一顿，甚至一枪毙了。但是腓特烈不喜欢将痛苦加诸别人身上，甚至当他骑马时也不愿使用马刺，除非特别严重的案件，他坚决反对死刑。
腓特烈在欧洲被认为是一位知性的君王，他和当时风评不佳的各种哲学或文*动总是脱不了关系。然而他仍是位专制君王，以普鲁士国家兴亡的保卫者自许。自从一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之后，他便已下定决心，要带领普鲁士成为欧洲强权，而且很快就赢得名声，被称为全欧洲最勇敢、最有效率的军人之一。虽然他本性好战，但却厌恶残酷无情的手段，这或许是因为其成长过程便是在粗暴和痛苦中度过，逐渐被灌输了对残酷行为的反感，使其一见到非必要的酷刑便怒火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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