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意，完全是出版行为。选了忆明珠、贾平凹、冯骥才和汪曾祺为第一辑。汪先生是不大赞成用这样的书名的。可由我帮助组稿，汪先生也就随它去了。《闻一多先生上课》，是为他与丁聪在《南方周末》合作的“四时佳兴”专栏而写的。当年写了一组。另外还有《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等，汪先生交给我送到丁聪家去，由丁根据文字插图。
说到给丁聪送稿，就像当年萧乾到冰心家送稿一样，我记起当时情景，如今想来也十分有趣。丁先生家住在西三环昌运宫，离我供职的报社公主坟不远，汪先生为我写好楼号门号及电话，我便带着汪先生的手稿，先给丁先生家打了电话。我捎上家乡的两只符离集烧鸡，便骑车来到昌运宫的4号楼。丁先生夫妇都在家，正准备出门，丁先生说黄永玉和黄苗子从国外回来，有一个聚会在朝阳（区），还要让他去接冯亦代先生。因此，我在那坐着就很不安，立即起身要走。但丁先生并不急，一个劲要我再坐一会。问了一些我工作的情况。我说我是通过读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而记住丁聪这个名字的。说到老舍，丁先生来劲了：“老舍的书是要我来插图，《二马》、《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都是我插的。”丁先生感叹地说：“‘文革’年间没画画，1979年才恢复画，我解放得最晚。”那年丁聪已八十一岁（1997）。丁先生实在可爱得可以，“现在是忙得够呛。本来该休息了。可是考虑快死了，再挤一点时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老太太一个劲地看钟，我便有些坐不住，可丁先生正说得高兴处，我于是便只有盯着墙上的一幅画看： 那是黄永玉的手笔，画面上丁聪满面红光，胖乎乎的，坐在地上，斜倚在一块卧石之侧；黄苗子在顶端题了一款：“丁聪拜美石，美石拜丁聪……”下面一款是黄永玉题的，具体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丁先生说，这幅画是1995年一次聚会酒后画的，大家兴之所至。
由这些手稿，联想到这段沉睡在记忆深处的往事。记得汪先生曾说，1948年在上海，二十多岁的汪先生有时整日和黄永玉在霞飞路上闲逛，两个有志青年，生活贫困潦倒，然谈起文学和艺术，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我能想象得出当年两位的落拓模样，以及恃才自傲的不羁情形！
这个暑天极其闷热。读书消暑，美不可言，如吃井水里刚提上来的西瓜，清凉爽口，沁人肺腑，因作《盛夏读书记》。
呼吸的墨迹
城市的秋天依然是灰蒙蒙的。因此我就翻阅这本画册来搜寻秋天的感觉。
我随便打开一页，是一幅芭蕉。画面上芭蕉约六七把。墨色极淡。可在画面的左下角偏偏又添一枝樱桃，鲜红的色彩。数数有十二枚，被
两片嫩嫩的绿叶托着。在樱桃的枝头，竟然还栖息着一只棕腹黑背长喙的小鸟。鸟儿神情专注，
仿佛聆听，又似凝视，煞可爱。
我又翻到一页。这是一幅茶花。洇洇的五朵，花朵艳得抹不开。题款云： 云南茶花天下第一，西山华亭寺有宝珠茶一本，开花万朵。画画的老人曾自己说过：“近年画用笔渐趋酣畅，布色时或鲜浓，说明我还没有老透，精力还饱满，是可欣喜也。”
汪曾祺画作《芭蕉》
我打开的是一本自制的画册，所收集乃汪曾祺先生绘画作品的照片。
阅读这本画册在秋天是适宜的。它是你内心所敬重的生命悄然消失之后留下的较为纯粹的东西。它宁静而又亲切，与秋天的心境极为相近。
是那年的一个秋天吧。我来到画这本画册的老人家里。老人安静而又亲切。他缓缓地在小书房和客厅间动作着。是去沏茶吧。我看着这个动作如茶肆里卖茶的老头一般迟缓的人，心想： 他的生命是多么灿烂呀。就在这个秋天，老人把他所画的几十幅作品托我去装裱一下。同时老人有个小小的奢望： 想在中国美术馆搞一个小型画展。装裱之后我将这些画送还老人，可展览之事老人再也没有提起。那些字画如今也不知了去向。我想大概是让老人陆续送人了吧。
幸亏当时我多一个心眼呵！将裱好的字画拍了照片装订成册。
汪曾祺是以小说散文闻名的，画画只是他的业余。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把“副业”当成了主业，兴趣都用在画画和写字上了！
汪曾祺画作《茶花》
我一页页翻看着画册，一幅幅画面就这样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宗璞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画家马得称赞汪曾祺“荷叶画得好不稀奇，题字与画结合得这样好却是难得的”。倒是汪先生自己的评价较为中肯：“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
我在这个秋天阅读这册画集时，却生出一种“如秋叶之静美”的感觉，颇有“一竿风月，一蓑烟雨”之境。这册画集里的一些作品的真迹我是有的，偶尔我也会取出看看。那些墨迹是真实的，仿佛在呼吸，仿佛仍透出那个画画人的精气神。
两篇手稿
我珍藏着汪曾祺先生的一幅画稿和一篇只有几页的残稿。
先说《小芳》这则手稿。它是汪先生废弃了的一个开头。《小芳》是汪先生晚年较特别的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曾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并获当年《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现收入《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陆建华主编）。说它特别，是因为这篇小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好几年前，《小芳》刚脱稿时，它的第一位读者，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反讥老爷子说：“写的什么呀！一点才华
都没有！”那几年汪先生正被如何突破自己所困惑，《小芳》一稿给汪先生带来一丝欣慰，可女儿一瓢冷水当头。汪先生赌气似地说：“我就是要写得一点才华也没有！”
《小芳》手稿
我反复用残稿和发表后的《小芳》进行了对照，虽说这篇六千字的小说写得质朴无华，可汪先生写得并不轻松。残稿的开篇是这样的：
小芳在我们家当过一个时期保姆，看我的孙女卉卉，从卉卉三个月一直看她到两岁零八个月进幼儿园日托。
她是安徽无为人，无为木涧镇程家湾。姓程。无为是个穷县，地少人多，人均土地一亩，实只八分，当地习惯，以八分为一亩。平常年月，打的粮食勉强够吃。
而定稿后的《小芳》，则简约多了：
小芳在我们家当过一个时期保姆，看我的孙女卉卉，从卉卉三个月一直看到她两岁零八个月进幼儿园日托。
她是安徽无为人。无为木涧镇程家湾。无为是个穷县，地少人多。地势低，种水稻油菜。平常年月，打的粮食勉强够吃。
汪先生自己对《小芳》一直比较偏爱，他曾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 生活中真实的事情，我写起来就比较平实，看似没有多少才气。可虚构太多了，我又觉得对不起人家。
再说画稿。
近又得汪先生一残画。画的是一只小白猫蜷卧在一块墨绿色的软缎面上。小猫憨态可掬，猫眼顾盼有神。右下角题了老长的一段款儿：
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软缎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年一梦中
美人黄土已成空
龙钟一叟真痴绝
犹吊遗踪问晚风
汪曾祺先生早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受过伍尔芙等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了，从汪先生的这幅画稿的题款中不是也同样看到意识流的痕迹么？“菌子没有了，气味还在空气中”。一个作家青年时读过的作品是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亦有蹙眉处
汪曾祺先生生前曾写过一首五言诗，内中有这么两句： 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
我同汪先生交往整九个年头，近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去一两趟，有时因稿件的事，一个星期去好几次，见汪先生“蹙眉”，只有这么一次。
那是1997年的1月16日，我因为长江文艺出版社跑《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的事，去催汪先生赶紧为书写一篇自序。那天推门进去，见汪先生笑模笑样的，腰虽弯着，可眉毛舒展，眼睛含笑，一眼望去便知先生心情不错。先生为我沏上茶，两人刚点上烟开始“对吹”时，电话铃响了。电话中，先生没说几句话，脸就沉了下来，显得很生气。先生在电话中大声说：“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完全是讹诈！”我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又是为《沙家浜》剧本的事。“我可以向××同志家属道歉，但我们这些人，精神损失有谁来赔！”先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撂了电话。
汪先生坐回到沙发，显然还有些激动。我为了缓和先生的情绪，说：“别理他们，让他们折腾去，难道他们还能到北京来拉您到上海出庭不成？是一帮小记者想借您出名罢了。别同他们治气。”
1993年在海口，谢南健摄
这个官司我知道一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收了京剧《沙家浜》剧本，这个剧是根据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创作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只署了京剧剧本四个改编者的名字，漏掉了“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十个字。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文牧的家属和上海沪剧院起诉汪曾祺侵权。
这件事从1996年某个时候一直闹到汪先生去世。汪先生此时已七十七岁的高龄。折腾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居心何在呢？汪先生是一个通达开朗之人。先生“眉毛打结”，是真感伤心的。我记得先生反复说：“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有谁负责呢？《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谁的名也没署，我们难道还能找××赔偿！”
汪先生有一次激动地说：“以后再出集子，把《沙家浜》剔出去！”
汪先生这是激愤之言。说来也是，汪曾祺的成就，并不在《沙家浜》，他的小说、散文足以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汪先生亲口对我说过，《沙家浜》剧本发表时给了一百多元稿费。那是“文革”期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曾祺文集时，《沙家浜》一剧给了一千三百元稿费，由四位编剧分了。即使有《芦荡火种》作者一份，也只三百多元！
至于精神损失费，上海方面算出五万多元。
汪先生无可奈何地说：“这怎么算的呢？倒算出了角分，他们以为我很有钱，我哪来弄这些钱！”
这桩公案如今已随汪先生作古不了了之。细想来，文坛官司近几年是愈来愈多了。有些官司毫无意义，不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而且还伤害了作家的感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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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到他一天清晨，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汪先生自己说是“一个荒唐的梦”。
真是一个荒唐的梦！这是一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的梦，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鲜活的“第二思维”。是梦，是迷糊，却看见了美。
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