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现在有人不了解对方公司的人情环境等，一跳槽就进了火坑。但最重要的一点，搞好人际关系目的是做到仁，干阳光下的事业。做到仁，需要毅力，需要不断努力。
孔子周游列国，见７２位国君，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孔子如果不择手段，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就是传播文明，但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利器，那么实现自己的主张才能有可能。因此，孔子要求知识分子必须辅佐那些贤良的士大夫，与那些德仁的人士相交往，影响他们，然后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观点得以实现。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具有华美而贵重的素质，而认为管仲的器量比较小。
与人交往，器重别人，并不是贬低自己，或者说，为了获得别人的器重而贬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自己的实力要靠自己打拼来增强，要建立好的人缘。虽然孔子对子贡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而不是要藏起来。中国文化里重玉贵玉，以玉喻节操，在儒家入世思想里，你是一块美玉，是藏起来，还是“求善沽而贾者”，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倾向于后者，甚至是比较强烈地要“卖出去”。子贡说的是“求”，孔子说的却是“待”，都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沉湎于自我。
急功近利是不自信的表现
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
——《管子》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变越快，物质发达，竞争激烈，许多人在这一环境中，行为不知不觉地就不符合理义和规则。心态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太急于求名，急于求利，急于求成。何谓急功近利？急切地追求短期效应而不顾长远影响；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做人的根本原则。
做事如果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就会盲从跟在他人身后跑。人变得世俗起来，认为吃好穿好玩好便就是好。而为了吃好穿好玩好，欲望不能满足，就不择手段，绞尽脑汁达到目的，什么人格啦、尊严啦、德行啦、操守啦、灵魂啦，通通抛到九霄云外，见鬼去了。但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难得到功利；越是不顾廉耻的人，越难得到快乐。
急功近利实际上是极不自信。作家因为功利写不出好作品，艺术家因为功利忽视了艺术和功底，运动员因为功利会有违规行为，有人因为急功近利，过早地戴上近视眼镜。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可以不顾未来的利益；为了求得一时的痛快，以长远的痛苦作为代价。难道我们都是功利之人，眼里只有名和利？你也许一时得到，可是你付出的太多，得到的终归少得可怜。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过度失望，让你觉得活着真累，毫无幸福可言。
人活着，就是要创造美好，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社会，美好的人际等等。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一次性的生命旅程如何行进，大概是人类诞生以来的第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可以设计生活，并为生活而奔波；我们可以设计人生，并为人生而努力。但生活只是对生命的维持和延续，人生只是对生命的储存和安放，当生命的全部在生活和人生中产生震撼、发光发热的时候，生活和人生的意义才体现于生命的全部。
生命的全部以旅程计算，每一程都不能虚度，每一程都不能耽误，每一程都不能空白，这样，回忆往昔的时候，你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碌碌无为而羞耻。
生命最感悲哀的是，它不可能有多次，但许多人连一次都没好好度过。他之所以产生对功利的急迫心理，说到底，是没有精通生命的根本之道和根本之理。
世人任何罪恶的起因，都是由于理智的蒙蔽，对万事万物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略坏的一面。在这充满物欲诱惑的时代，我们必须随时以清明的理智来把我们的言行导入光明的正途。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要求自己上进，要求自己做事要精确、要成功，但一个人的智力、体力、领悟力与适应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一路领先，胜过所有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力量有不能达到之处，承认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
真正成功的人常能举重若轻，履险如夷，临危不乱。这是一份定力，一分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大处如此，小处也如此。读书、参加考试，除认真准备之外，还要把得失置之度外。凡事在于自己尽力而为，只要自己已经尽力，成功与否，那就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操纵，多去忧虑反而分散了自己的精神与心力，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
个人的成就与竞争时的得胜，固然快乐。假如一个人处处争强好胜，则不但享受不到成功的乐趣，反而充满唯恐被人超越的苦恼。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生命中那些原本值得欣赏的，也会被漠视，生活的内容会变得枯燥、冷硬而乏味。
假如你已经具备了天赋的聪明和后天的勤奋，希望你在这两个成功的必备的条件之外，再加上一份平淡轻松的心情，那才是真正的智者所应追求的。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
——刘向《说苑》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反，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水应变能力，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艺术。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遂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就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看通了官场，作《五知先生传》，说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无疑是临渊纵马。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往往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成仇。
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所以最好是事业爱情两不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笔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学会选择，学会放弃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能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正义也是我想拥有的，如果不能两样都拥有，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正义。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如果让人想拥有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只要是可以活命，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让人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人世间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愿本不只是孟子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孟子能够保持它罢了。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想名又想利；没做官的羡慕当官的权势，而做官的又羡慕不在官场上的人潇洒自由。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工；想挣钱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义”。这两种不同的“欲”，有价值上的本质区别，因而才有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自我选择，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有内在根据的，这就是情重于欲。有情才有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辱。
从利、义的选择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考验。至少决定了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诸葛亮治理蜀国，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杨容曾经劝谏他，说：“作为丞相，您治理方面应有体统，上下不能侵犯。”诸葛亮不听从。蜀国虽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