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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正的君子，只是以仁义作为准则，所以对于天下任何事物都不会过于在意和执着，不会痴迷和嗜癖；没有行或者不行，没有一定要怎么或者不怎么。人活得自然轻松。
屈不是不要尊严，伸不是不要人性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这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即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服什么时候该伸罢了。
《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
由朱熹编辑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日常生活中，也得把握“与时屈伸”的策略，例如，有些人遇到有人上门求他办事，便产生一种优越感，侃侃而谈，越扯越远。或者，对方故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拖延时间，最终以各种借口搪塞。这样的人我们最难说服他。如用一般手法，会中对方的计。但一味沉默，等于对方主动自己被动。对付这类难说服的人物，要先干扰他的决策。最好的办法是频繁地说“有点道理”“是这样的吗”之类的话来打岔，或是故意注意别的东西。这些话和动作会打断他的思考逻辑，结果纰漏百出，从而获得插话的机会。
这种“屈伸”技巧在西方议会争论时常被使用。官员们在议会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议员不是很容易能破坏他们的逻辑思路的。老经验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