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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系里组织舞会，戈尔巴乔夫的几个同学决定，一定要将他的单身生活结束，哪怕几个小时也好。他们说服了这个“米沙”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舞会。赖莎·季塔莲科和他的几个朋友跳了几支曲子后，大家将赖莎交给了他。据科沙诺夫说，当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宿舍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得了相思病的男人。当时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尽管赖莎也没什么背景——她的父亲只是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普通员工——但人们丝毫看不出赖莎的这种出身。他们后来的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在当时他看来就是一个农村小伙子，但她则完全是城里女孩的样子。她的外表和举止都有着城里女孩的魅力，戈尔巴乔夫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
赖莎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模范生，不仅聪明、有上进心，而且见多识广，人也漂亮，身材苗条，还有一双大大的深色眼睛。在男生中，赖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如果谁敢接近她，就一定会碰钉子。她看上去是高不可攀的——很久以后戈尔巴乔夫才知道，这只是她筑起的一道墙，她用这堵墙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挡住伤害。赖莎不久之前曾受到过一个男人的伤害。这个出身于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男人抛弃了赖莎，因为赖莎与他的家庭不门当户对。赖莎还没有从这段感情中解脱出来，因此她与所有的男人保持距离。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退缩。他不知疲倦地出现在赖莎出现的各种场合。他们一起散步、讨论，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然而，据戈尔巴乔夫事后猜测，也许正是这种可靠感最终打动了赖莎，她开始信任他。事后，当人们问起这段爱情的秘密时，戈尔巴乔夫总会说，无条件的信任就是基石。他形容说：“大学之后我们生命中所有剩余的时光都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当然有那种将恋爱中的男女维系在一起的感情，但我们也是好朋友。对我们来说，相互的关切和两人的团结是第一位的。我们共同分享快乐、分担痛苦，不允许任何人介入我们之间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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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
婚礼是在学生宿舍的食堂里举行的，参加的人包括两人的朋友和同学。戈尔巴乔夫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首都人，而且不仅仅是外表，他不仅在学业上是佼佼者，而且注意全方面地提高自己。在认识赖莎之前，戈尔巴乔夫与一名叫娜塔莎·米哈伊洛娃的女子保持着友谊。这是一名莫斯科贵族，乌发碧眼，个性十足。戈尔巴乔夫曾经请她带自己去博物馆参观，她也很乐意引导戈尔巴乔夫进入艺术世界的殿堂。米哈伊洛娃开始的情感故事，被赖莎继续完成。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来不认为，被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的女人指引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他充满好奇心，不懈地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他这一时期的朋友形容他安静、自制而谨慎。他是典型的党棍吗？戈尔巴乔夫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在大学期间，他一直当到了系里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他骄傲地戴着他的劳动勋章，督促同宿舍的同学保持整洁。他尊重斯大林，为斯大林的去世而哀悼。他经常与最要好的朋友在宿舍楼顶的平台上讨论问题。在无数次这样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还常会对正统的党的路线产生怀疑。但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这么做。蒂米特里·格罗瓦诺夫是戈尔巴乔夫大学时期的一位朋友，至今他还记得一个经典的场景：在一次讨论课上，他公开批评把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的做法。戈尔巴乔夫立刻质问他：“你怎么能在公开场合讲这种话？！”格罗瓦诺夫在几年之后中断了学业。他明白，作为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他要么就忠实于党，献身于这种制度，要么只能去从事别的行业。
几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学业。但他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希望破灭了。当他想在莫斯科的检察院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却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党的干部的机会。难道从首都再回到那个深山的外省去？这对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赖莎来说也是个晴天霹雳。想在莫斯科留校或从事党内工作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给了他妻子选择的自由，她可以继续留在首都。但她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于是两人一起回到了戈尔巴乔夫出来的地方——偏远的外省。“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感觉时间倒退了好几十年，”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对我来说，这些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陌生。但对她来说——然而她显然适应得很好！那些货车，那些旧房子。什么事情我们都一起干。”他们的第一处住所只有11平方米，还四处漏风。直到女儿伊琳娜出生的时候，他们才分配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远离莫斯科阴谋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夫妇度过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他们能够做那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共度时光，积累经验，交流思想。女儿伊琳娜坚信，公开化和改革的想法完全是从她父母两人的关系中形成的，而并不是他们生生创造出来的一种理论。这是他们共同信念的一种结果，是他们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结果，这种关系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戈尔巴乔夫夫妇喜欢坦率的言辞，他们享受他俩共同的爱好：文学和艺术——而且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禁忌。两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且在整个家庭里也奉行着民主的游戏规则。“改革理论的产生首先并不具有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动机，它是出于一种道德立场而形成的，”伊琳娜认为，戈尔巴乔夫夫妇仍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极权主义的体制、他们生活的这个警察国家却使美丽、聪明，却遥不可及。他们反感。而且越是与这个严酷的体制对质，就越有改变的需求。
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地方上的中学当了哲学老师，她莫斯科的文凭在这个小地方还是非常值钱的。但是当她得知，她上课的内容会被定期检查是否忠于党的路线的时候，她质问负责的人，如果想知道她上课的内容的话，就请当面来问她好了。为了准备一篇论文，赖莎开始着手研究集体农庄里农民们的状况。她穿着胶鞋为这篇《农村调研》跑遍了各个乡村。她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贫困当中，也看到，即使最勤劳的农民也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许多酗酒的懒汉也像城里拿固定工资的工人一样被养活，农业收成的好坏与他们无关。赖莎认识到，大锅饭使所有人的劳动道德沦丧。赖莎自然会跟丈夫谈到所有这些见闻。可是她走访的那些农妇们却对此不能理解。她们经常问：“你的丈夫打你吗？”“不，他不打我。”——“那他没有收入？”——“他有收入。”——“那他为什么会让你穿着胶鞋在乡下跑来跑去？”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种朋友关系对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谜。
戈尔巴乔夫经常去听赖莎开的一门讨论课，赖莎也总是陪着戈尔巴乔夫参加各种党内活动。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还记得：“每次戈尔巴乔夫发言或演讲的时候，她都会坐在他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就像在看一个正在走钢丝的人或者父母看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迈出第一步。”在普里亚辛看来，这两人当中谁更有野心是毋庸置疑的。赖莎看起来是不会满足于只扮演一个团委书记或党委书记妻子的角色。她不断鞭策她的丈夫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3）
事实证明，与当初被迫回乡相反，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地方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幸运之地：一个像他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能力的人，在地方上毫无争议地会升得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这个小小世界，是当地的一个高级疗养地。莫斯科的苏共高官们经常到此地来疗养，远离首都的压力。所以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接待这些高官。从戈尔巴乔夫同莫斯科的良好关系中得到回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78年，苏共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并将他召到莫斯科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戈尔巴乔夫如坐火箭般直接进入了苏共权力核心。但奇怪的是在那里很少能听到他的声音。是他出于战略原因而韬光养晦，还是农村真实的经济状况使他的改革意愿难以施行，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农业部长戈尔巴乔夫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年龄。年仅47岁的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年迈的苏共高级官员一起出现在列宁墓，检阅规模宏大的阅兵式，相比之下的确是非常年轻。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其担任苏共总书记职务。安德罗波夫一心提拔戈尔巴乔夫，农业委员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上任的时候已经病重，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他的继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是年迈多病。这样，勃列日涅夫去世刚刚两年，戈尔巴乔夫离苏共权力顶峰已经没多远了。在西方，戈尔巴乔夫已经被认为是苏共总书记的接班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玛格丽特·撒切尔会在1984年12月份邀请他访问伦敦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应该由谁陪他一起去。“我对契尔年科说，我将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出访，他说，这应该没问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当时已经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当时病重，根本无法继续工作。”苏联的老百姓们一般只有在总书记去世的葬礼上才知道总书记是有妻子的，苏共总书记们也绝对不会在国事访问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夫人。所以，尽管赖莎在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刻意与她的丈夫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伦敦也尽力保持低调，但这一对夫妇的出现仍然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至少没见过效果好的。然后他疾步走入接待大厅，我们立即看到：这是一个与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苏联政要都完全不同的男人。”查尔斯·鲍威尔，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回忆。
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自信，而且一直保持微笑，其他那些随行的苏联官员们则都面容严肃，警觉犹疑。赖莎也不是以前人们想象中苏共第一夫人的样子，她高贵典雅，穿着也非常时尚，不像其他苏联官员的妻子们——矮胖、沉默、穿着黑色衣服——赖莎与她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还记得撒切尔是怎么跟我说的：‘她穿的那身灰色套装裁剪合体而且做工精良，连我都想拥有一套。’”主人们立刻意识到，他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新一代的�